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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志
 序
 凡例
 综述
 大事记略
第一篇 机构
 第一章 早期通信组织
  第一节 邮 驿
  第二节 民信局
  第三节 文报局
  第四节 海关兼办邮递
   附:“客 邮”
 第二章 邮政机构
  第一节 海关书信馆
  第二节 华洋书信馆
  第三节 天津大清邮政局
  第四节 直隶邮务(河北邮政)管理局
  第五节 解放区交通邮政
  第六节 邮政储金汇业局天津分局
  第七节 天津邮政管理局
  第八节 天津(市)邮局
  第九节 天津市邮政局
 第三章 电信机构
  第一节 津沪电报总局
  第二节 北洋官电总局
  第三节 天津电报局
  第四节 天津电话局
  第五节 天津无线电台组织
  第六节 天津电报电话总局
  第七节 天津电信局
  第八节 中共秘密电台
  第九节 天津电信指挥局
  第十节 天津(市)电信局
  第十一节 天津市长途电信局
  第十二节 天津市市内电话局
  第十三节 天津市长途电信线务站(局)
 第四章 邮电机构
第二篇 邮政通信
 第一章 局所网点
  第一节 邮电支局
  第二节 邮亭 邮电所
  第三节 代办机构
  第四节 信筒信箱
  第五节 报刊零售点和集邮服务点
 第二章 邮件业务
  第一节 函件
  第二节 包件
  第三节 快件
  第四节 港澳台邮件
 第三章 储汇及代理业务
  第一节 储蓄
  第二节 汇兑
  第三节 代理业务
  第四节 储汇局业务
 第四章 报刊发行
  第一节 邮发合一
  第二节 报刊订阅
  第三节 报刊零售
  第四节 社会报刊发行站
 第五章 邮票 集邮
  第一节 邮票
  第二节 集邮
 第六章 国际业务
  第一节 函件
  第二节 包裹
  第三节 汇兑
  第四节 特快专递
 第七章 分拣封发
  第一节 分发机构
  第二节 函件分发
  第三节 包裹印刷品分发
  第四节 国际邮件分发
  第五节 特快专递邮件分发
  第六节 报刊分发
  第七节 邮政编码
 第八章 邮件运输
  第一节 邮路
  第二节 转运
 第九章 投 递
  第一节 市区投递
  第二节 郊区投递
   附:投 递经验
 第十章 设 备
  第一节 营业服务设备
  第二节 分拣封发设备
  第三节 内部作业计算机设备
 第十一章 通信管理
  第一节 组织通信
  第二节 指挥调度
  第三节 监督检查
第三篇 电信通信
 第一章 电 报
  第一节 业务
  第二节 资费
  第三节 网路
  第四节 设备
 第二章 市内电话
  第一节 业务
  第二节 资费
  第三节 网路
  第四节 设备
 第三章 长途电话
  第一节 业务
  第二节 资费
  第三节 网路
  第四节 设备
 第四章 专用通信
  第一节 铁路通信
  第二节 港务通信
  第三节 民航通信
  第四节 电力通信
  第五节 气象通信
  第六节 大港油田通信
  第七节 渤海油田通信
 第五章 长途线务
  第一节 线路建设
  第二节 线路维护
 第六章 管 理
  第一节 经营管理
  第二节 通信管理
第四篇 区县邮电
 第一章 塘沽区
  第一节 沿革
  第二节 邮政
  第三节 电信
 第二章 汉沽区
  第一节 沿革
  第二节 邮政
  第三节 电信
 第三章 大港区
  第一节 沿革
  第二节 邮政
  第三节 电信
 第四章 蓟县
  第一节 沿革
  第二节 邮政
  第三节 电信
 第五章 宝坻县
  第一节 沿革
  第二节 邮政
  第三节 电信
 第六章 武清县
  第一节 沿革
  第二节 邮政
  第三节 电信
 第七章 静海县
  第一节 沿革
  第二节 邮政
  第三节 电信
 第八章 宁河县
  第一节 沿革
  第二节 邮政
  第三节 电信
第五篇 支撑系统
 第一章 教 育
  第一节 学校教育
  第二节 专业培训
 第二章 科 技
  第一节 科技队伍
  第二节 科技成果
 第三章 工 业
  第一节 自制电报机械
  第二节 邮电部天津电话设备厂
  第三节 邮电部天津邮袋厂
  第四节 邮电部天津通信机械厂
  第五节 邮电部天津通信设备厂
  第六节 邮政机械制造厂
  第七节 天津市邮政机械厂(汽车修理厂)
  第八节 天津市邮政印刷厂
  第九节 天津市电信器材厂
  第十节 制管厂
第六篇 人 物
 一、传记
 二、劳动模范简介
 三、名录
附 录
 一、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折附片
 二、天津电报局与璞尔生所订合同
 三、抗战初期天津电话局的“抗交”斗争
 四、1948年天津电信局的“饿工”斗争
 五、回忆接管天津邮政
 六、天津解放时接管电信工作回忆
 七、天津市通信管理条例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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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志》综 述

  天津位于渤海之滨,河海交汇处,“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至明清时期,已在历史积淀中形成北方最大的商贸港口城市。

  天津在继承中国古老的通信方式过程中,演变为近代邮电的发祥地,处于创办和发展中国邮电事业的重要位置。作为近代城市的基础设施,天津邮电通信与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互为影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天津现代化和信息化建设,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在历史长河中,天津通信事业走过一条艰难创业、苦心经营、曲折前进、蓬勃发展的道路。

  一

  近代邮政开办前,天津官府和民间分别采用各自的传统通信方式。

  中国历史悠久的邮驿制度,属于官办官用。天津地区驿事活动较早的是蓟县,驿务繁忙的是沿运河各驿。明永乐初年,修建天津城,为沟通南北经济,治理运河,开辟南京至北京的水驿路,沿途设置水驿41处(明末增至46处),设驿丞专管。明代《士商类要》一书载有《水驿捷要歌》,对沿运河驿站名称、位置及联系作了生动记述。歌词中写道:“流河远望奉新步,杨青直沽杨村渡,河西和合归潞河,只隔京师四十路”,其中奉新、杨青、直沽、杨村、河西等处,均在今天津辖区内。当时漕运繁忙,邮驿兴旺,驿站传递军报公牍及接送官员,络绎不绝。

  晚清社会,对通信的需求日益增长,落后的邮驿制度不相适应,且驿弊丛生,招致朝野非议。清政府开办国家邮政后,邮驿作用逐渐消失。清末停办漕运,修建铁路,运河水驿日趋衰落。中华民国成立初,直隶省即实行“裁驿归邮”。

  光绪初年,直隶总督衙门设北洋文报局,传递驻外钦差和使领馆人员的公文书信,属官办专用。文报局收寄的文件完全依靠外部运力运送,寄往国外的邮件总包,发交轮船经海运到上海,而后转发外洋。由于近代邮政的建立与发展,国内国外邮路畅通,文报局已无存在价值,至宣统元年(1909),业务并入邮局,机构裁撤。

  天津古代民间通信十分困难,或雇专差传送,或托便人捎带,既耗财费力,延搁时日,又不稳妥可靠。明永乐年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民众书信往来增多,浙江宁波出现私商经营的民间通信机构民信局(也称信局或民局),清代发展到天津。乾隆年间,天津始有北京民信局设立的分号。道光年间,天津民信局相继成立,咸丰、同治年间趋向兴盛。民信局经营的业务以代人寄递信件为主,也有的兼办汇兑、收寄包裹和贵重物品,以及派送报纸。民信局各具经营特色,有自己的经常服务对象,与老主雇之间形成良好的信用关系。民信局寄信迅速方便,在群众中享有盛誉,天津海关开办邮政初期,人们宁愿多花钱,仍把信件交付民信局递送。

  近代邮政为了与民信局争夺业务,一面采取行政手段,对民信局多方限制x行排挤,一面学习民信局经营灵活、便利用户的长处,改进服务,加快传递5低邮资,以招徕业务。而民信局的力量薄弱,组织松散,管理方式落后,缺少竞争能力,业务日渐衰退。到民国期间,天津民信局不断倒闭,所剩无几,终于被淘汰。

  二

  天津作为中]国近代邮政和电信事业的发源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天津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埠后,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的地位日益重要,并且是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北洋大臣例由直隶总督兼领,常驻天津,“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晚清社会的急剧变化,古老的通信方式已不相适应。作为封疆大吏、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坐镇天津,在他竭力主张下,中国近代邮电通信在京师门户的天津应运而生。天津之所以最早开办新式邮政和电信通信,并一度成为全国邮电管理中心,是历史大势所趋,多种有利因素的汇合,并对中国近代邮电事业的创建、开拓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光绪四年(1878),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采纳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的建议,并征得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同意后,决定在北京、天津、牛庄(营口)、烟台、上海5处仿照欧洲办法试办新式邮政,具体事宜交由赫德办理。赫德又与李鸿章商妥,指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Gustar Derting)以天津为中心,首先建立海关书信馆,并指导和推动上述地区开办新式邮政。光绪四年二月二十日(1878年3月23日),天津海关书信馆公开宣布收寄华洋公众信件。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公众有了使用官办邮政传递信息的权利,突破了几千年来官办通信机构不得收寄公众信件的禁律,宣告了中国近代邮政的诞生,中国历史悠久的通信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天津海关书信馆开办后,拉开中国全面试办新式邮政的序幕,沿海及长江口岸也相继设立书信馆。建馆之初,天津海关书信馆为组建邮路,与招商局和怡和、太古轮船公司达成协议,免费带运邮件,并建成津京骑差邮路及封冻期间天津至镇江、牛庄、烟台的骑差邮路,使北京通过天津陆海联运,与开办书信馆的各城市联系起来,使各通邮城市之间信息传递更为便利。光绪四年六月,即1878年7月下旬在天津首先发行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票面上印有“大清邮政局”字样和蟠龙图案,开始实行用邮资凭证收取邮件资费的先进方法。光绪四年到八年统一规定了邮件资例,制订出水陆路文函、物件发递章程、封发办法和轻重邮件分运的规定,经过几年的努力,邮政网点有了扩展,水陆邮路迅速铺开,邮政业务逐步发展,规章制度日渐完善,经营服务打开局面。在此期间,还开办了中国最早的邮政代办机构——华洋书信馆。天津近代邮政创办不久即取得显著业绩,为邮政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开端。

  从光绪四年到二十二年(1878-1896)的18年间,中国邮政机构一直置于海关管理体制之中,所有邮政业务全由海关税务司决定,这段邮政世称海关邮政,是中国近代邮政的创办阶段。

  清代晚期,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华,战争频仍,海防吃紧。作为北京海上门户战略要地的天津,加强战备已成为当务之急。光绪三年(1877),统率庞大新式海陆军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从防务需要出发,率先在天津试设同城电报短线S着又于光绪五年(1879)建成天津至大沽、北塘海口炮台的津沽电报线。此线是中国大陆上自建的第一条军用电报线,成为其后建设津沪、北洋两大电报干线的发端。

  中国公众电报从天津诞生。光绪六年八月(1880年9月),李鸿章奏准设立南北洋电报。是年九月在天津成立津沪电报总局,此局是中国第一家电报局,也是全国第一个电报管理机构。津沪电报线全长3075里(华里,以下凡未注明公里者均为华里),沿线设立紫竹林、大沽、临清、济宁、清江浦(今淮阴市)、镇江、苏州、上海八处分局,于光绪七年十一月八日(1881年12月28日)对外营业。中国第一批电报局对社会各界的开放,开了中国公众电报的历史。天津开通电报后,虽然遭到顽固派官员的反对,斥之为“奇技淫巧”,不准进京,但受到开明人士及公众的称赞,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津门杂记》(光绪十年)咏电报诗中有一首曰:“消息灵通异等闲,巧凭电线露机关,不须山海嫌修阻,千里音书一瞬还”。

  清代天津电报通信发展迅速,成为中国北方早期电报的通信枢纽。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前夕,为速通军讯,沪电报线由天津架至通州,次年延至北京。光绪十年至十一年(1884-1885),自津沽电报线东端北塘起至东三省,环绕渤海军事扼要地区架设电报线,绵延3000多里,沿线除营口一带有部分商业电报外,其余皆为军用电报,统辖于天津北洋官电总局。光绪十一年(1885)建成天津至保定的电报线。至此,

  天津发展成为联结直隶省内,沟通大江南北,抵达东三省的电报通信枢纽。天津在中国早期电报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很大贡献。中国兴办电报初期,人才罕见,当时天津北洋电报学堂担负起为全国电报建设培养造就人才的繁重任务。自光绪六年至三十年(1880-1904)该学堂共培养毕业生约3000名,遍布全国各地,成为中国早期电报通信的骨干力量。天津制造厂曾为中国早期电报通信制造了大量设备。自光绪十八年至二十四年(1892-1898),中国电报总局购买该厂生产的莫尔斯打报机器共417部,基本上满足了当时各地电报局对此类设备的需要,为摆脱对外国的依赖,实现电报自主经营起了重要作用。

  晚清时期,天津新兴的邮电通信遭到战争破坏后,仍取得显著成就。

  天津近代邮政和电信事业创办不久,就走上较快发展的道路,被誉为洋务运动开办事业中最成功的范例。但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天津首当其冲,邮电通信遭到破坏,损失严重。战后天津邮电工作经过挫折重新恢复,直到清政府垮台,在社会动荡中仍出现大发展的局面。

  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朝皇帝批准总理衙门“遵议兴办邮政”的奏折后,清政府由海关现设邮递推广,开设大清邮政官局。年初,天津大清邮政局成立,仍由海关税务司统辖,直至宣统三年(1911)邮传部接管邮政后,天津邮政始脱离海关。

  光绪二十三年(1897)天津开始建立内地邮政局和城市分局,二十五年(1899)成立天津邮界,辖区扩大,邮局向内地延伸。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天津邮界除总局外,天津城区和内地各局多毁于一旦,陆上邮路陷于瘫痪。天津邮政自开办以来,首次受到严重打击。在恢复重建中,天津邮局坚持精简节约、立局以俭的原则,进行邮政局所网点建设。一是走投入少、成本低、见效快的路子,实行自办与委办相结合的方法发展局所;一是建局设所要通过试验(分支局前先建代办所,而后定期组织考核。凡业务量大、收入多、效益好的撤所建局,稍有盈余或收支相抵的继续开办,入不敷出的即行关闭。对已建成的分局,经考核业务量小、收入少、效益不佳的一律撤局设所。此激励各局所的经营积极性,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由于方法得当,局所发展很快。光绪二十八年(1902),天津邮界总分各局共17处,内地代办机构只有1处。至清末(1911),分支各局共41处,代办机构已达243处。邮界内邮差邮路,光绪二十五年(1899)只有唐山至遵化1条,至宣统三年(1911)发展到55条,6800余里。至此,天津邮界形成点多、线长、面广的优势,加上和其它邮界联网,可谓四通八达。随着网点扩建,邮政业务量蒸蒸日上,收入增长很快,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全邮界财务开始扭亏为盈。在晚清最后10年(1902-1911)中,天津邮政部门稳中求进,再次取得显著业绩。

  蓬勃兴起的天津电报事业,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而濒临绝境。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天津,电报官商二局毁于兵燹,中国南北电报通信中断。列强和洋商乘机在沿海和京津一带私设电报电话,肆意掠夺和瓜分中国电信主权,致使中国权利外溢,损失甚巨。丹商大北、英商大东两电报公司擅自敷设自大沽口经烟台至吴淞的沪烟沽水线和烟沽副水线,在沪烟沽三处经营电报业务。他们通过不平等的合同,巧取豪夺,大发横财。沪烟沽水线以超出实需工料费一倍的英金21万镑作为借款,由中国电报局分30年拨还本息。该水线虽名为中国产业,但管理之权实归公司,致使中国北部国际电报业务被其操纵,且规定沪烟沽三处间中国陆线电报价目须与水线一律,使其他各处报价的增减亦受其牵制。当合同临届期满,二公司图谋续订遭拒绝后,便以宿债未偿为由,强迫中国将报费逐日付还。自1926年3月至1929年12月v天津电报局就支付二公司洋3311853元,数额之巨,可见一斑。

  光绪二十五年(1899),天津电报局设立电话,专供衙署官邸使用。天津成为中国最早自建电话的城市之一。但不久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此项电话设备全部焚毁。联军攻占天津后,丹麦商人璞尔生(Care H.O.Poulson)趁战乱之机,在外国领事团支持下,无视中国主权,擅自在天津英租界设立“电铃公司”,非法经营电话、电报等业务,尤其严重的是,竟在京畿重地立杆架线,开办津京长途电话。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电话经营,光绪三十年(1904),中国自建的天津、北京电话连通后,经天津电报局多次交涉,才将璞尔生电铃公司高价赎回,所设电话分别并入天津、北京电话局。从此,天津电话一直由国家经营。

  天津近代邮政是在同多种通信机构竞争中,逐步成长起来,走向统一的。

  海关开办邮政时,天津还存在着古老的驿站、民营的信局和官办的文报局以及英、法、俄、德、日等列强侵权开办的“客邮”,通信机构五花八门,十分混乱。邮政要发展,必然与同时并存的各种通信组织发生碰撞。而官方通信由驿站和文报局承办,国家早有规定,邮局一时难与争锋。所以,邮局竞争目标势必指向民用通信市场,遂与民信局的矛盾日益激化。天津海关书信馆初建时,商民只认民局,到邮局交寄邮件者甚少。为改变这一形势,发展民用通信业务Z制民信局发展,海关书信馆通过开办邮政代办机构即华洋书信馆与民信局进行竞争。对华洋书信馆在邮资收取上给以自主权,在邮件运输和工具使用上给以优惠和支持,在收益上,规定所收中国人邮件的邮费完全归馆所有e以增强竞争力。但事与愿违,华洋书信馆只热衷于扩充自身实力,不积极争夺民信局的业务,因此没能达到预期效果而被撤销。大清邮政时期,天津邮政局为了达到削弱民局和最终取代民局的目的,一面持续建立局所网点,加大加密通信网络,扩充综合通信能力,以实力致胜于人;一面采取“利用、限制、挤垮”的一系列对策,以加速民信局弱化和没落的进程。邮政局依靠行政手段,利用民信局专送内地往来信件,以补当时邮政通邮面过窄的缺陷,限制民信局自运邮件的范围,凡轮轨通达处的邮件总包一律交邮政局代运,使民信局逐渐丧失独立完成全程通信的能力。在以后的限制与反限制过程中,民信局多次在火车上私运邮件,邮政局也多次跟踪查扣,轻者罚款,重者吊销营业执照,使民信局频频受到打击。至清末,邮政局网点遍布城乡之时,民信局优势尽失。为争夺本埠互寄业务,天津邮局每日开启信筒和城市投递频次曾经增加到12次,专门投送本埠互寄信件的就有6次,从寄件人交寄至收件人收到,时间之短,民信局望尘莫及。为加快内地邮件传递+邮运量大的邮路由昼行夜宿改为昼夜兼程,使内地通信业务源源流向邮局。清末民初,天津民信局多处于停业或半停业状态,已名存实亡。经过连年的业务竞争,到1909年,大清邮政当局就兴高采烈地宣告:“和民局的竞争,甚至可以说事实上已告终了,胜利归于国立邮政局。”

  近代邮政与邮驿的竞争是遵循优胜劣汰的规律进行的。邮政用30年时间,基本建成全国范围的局所网和邮运网,加以通信纪律严明,服务质量上乘,注重经营管理2求经济效益,至清末民初,收支相抵,年有盈余。而驿站长期泥古不变,传递方式落后,效率低。尤其是进入晚清,驿政腐败,驿吏贪污成风,驿马疲瘦不堪,不能保证驿递飞驰,因之裁驿归邮之声四起。辛亥革命后,天津地区的古老驿站不得不让位于邮局。传递驻外使节文书为主要任务的北洋文报局,其业务在清末即并入邮局。

  天津近代邮政从光绪四年(1878)至清末,用了34年的时间,终于以先进的管理和便捷的通邮方式取代了文报局,基本上取代了驿站和民信局,为完成国内通信组织的统一奠定了良好基础。

  列强设立的“客邮”,虽经中国政府多次交涉要求撤销,但未收到实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德国及俄国设在天津的邮局分别被撤销。其余英、法、日在津的邮局,直至192年太平洋会议作出撤销在华“客邮”的决议后,才于当年底全部关闭。

  三

  中华民国时期,天津邮电事业出现过发展高潮,也遭受到严重挫折。

  辛亥革命后,大清邮政改称中华邮政,天津邮电工作赓续进行。中华邮政集清代邮政制度建设之成就,加以补充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和通信规则日臻完善。设在天津的直隶邮务管理局强调一切按章办事,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在军阀混战不止,自然灾害频仍的年代,力保通信不断,并在战争间隙中求得发展。天津局紧紧抓住民族工商业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一度振兴的有利机遇,瞄准市场,除大力发展函包汇等传统业务外,先后开办了保险信函、保险箱匣、邮政储金、邮转电报、代收货价挂号信函、瞽者文件、航空邮件、国际快递函件和代售印花税票等多项新兴业务,以适应需要。尤其是不失时机地开展商包业务,常年大批收寄去西北地区的布匹、服装、药品等包裹,促进了社会物资交流,增加了邮局收入。包裹年收入占全局业务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对邮政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军阀连年混战,铁路经常阻断,公路也被对峙双方的军队战壕所阻断。天津邮政局为使邮路通达,遇火车不通则用海运,直线不通则迂回绕转,汽车停驶则用骡马车、自行车或步班,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邮政人员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火线,用人的脚力组成接力邮运线,把邮路连通,而邮件无一丢失,受到中外人士的赞扬,赢得全社会的信任。1925年冬,京津铁路因战事全线阻断;通隔绝。天津局派出12名信差骑自行车探查通往北京的道路,虽然途中遇到种种危险和挫折,但终于打通了京津间运送邮件的临时邮路,组成逐日班。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撰文写道:“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迎来了圣诞节,当天收到经由西伯利亚转来的圣诞礼品和邮件,使北京那些焦虑万分的外国人感到莫大欣慰。这一了不起的事件完全是中国邮政部门努力的结果。他们迂回辗转,先后动用了汽车、自行车、独轮车、人力雪撬、马车等,最后终于将堆积如山的邮袋运到了北京”。

  天津邮政局在战乱之年、大灾之年,排除艰难险阻,确保通信畅通,因而取信于民,业务兴盛,收入大增,岁有盈余。直隶邮区从1914年盈31万元为起点,以后逐年上升,至1919年达55万元。1919年划出北京邮区后,1920年仍盈48万元,1923年盈123万元,1925年达到129万元高峰。1926年直隶邮区所属保定局及其以南的局所划归北京邮区后,从1927年到1930年,年盈余额保持在48万元至58万元之间,仍能稳定在较高的水平线上。

  天津电信事业历经坎坷,兴衰起伏,曲折发展,至20年代末已规模可观,电报电话处于全国前列。1927年,天津电报局由交通部核列为特等电报局,与北京、上海、汉口等电报局合称全国四大局。同年,中国自建的第一个自动电话分局在天津建成通话。1929年天津电话局用户达10256户,同北平电话局并列为全国一等电话局。同时,天津还是全国无线电第三区通信中心,管理冀、鲁、晋、察、绥五省无线通信,形成四通八达的有线与无线联结的通信网。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日军侵占东北四省x逼天津,并在冀东等地搞伪政权“自治”,致使天津邮电管理机构处境艰难,对所辖冀东各局难以控制。七七事变不久,天津沦陷。邮政职工奉命留守,坚持通信,在日伪统治下受尽磨难。电信职工抗拒日伪接管,组织秘密电台,不惜流血牺牲。日本实施战时经济管制,物资奇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邮电业务日趋萎缩,收入锐减,邮电职工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沦陷期间,天津邮电走入低谷,八年痛苦经历馨竹难书。

  抗战胜利后,天津邮政部门实行交通部提出的“改良邮政”,以达到“快、安全、普遍与服务”的目标。从1947年开始,为便利公众,改善服务,在平津、津榆、榆锦间开办火车行动邮局,在天津市区开办汽车行动邮局,在市内冲要地带设置邮亭和特种赶班信筒,将罗斯福路(今和平路)支局改设为“示范邮局”。河北邮政管理局和天津电信局还增设公众服务组,负责办理及研究公众服务事项,在广播电台定期宣传邮电业务b答公众提出的问题,在《大公报》上每月免费刊登《邮刊》和《电信》专刊各一期i绍邮电业务及邮电常识,图文并茂,受到社会好评。天津电信局废除日伪时期的一些业务管理办法,恢复及开办了多种业务,如特快电话、夜间电话以及设置服务台、查询台等等。由于当时的金融波动、物价飞涨和投机风潮,使电信业务出现畸形发展、虚假繁荣的现象。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行将崩溃,天津邮电管辖区域日渐缩小,邮路电路多数阻断,邮政改良和电信增长都成为昙花一现。

  天津邮电职工为反对外国统治和反动势力压迫x行不懈的斗争。

  天津近代邮政从光绪四年(1878)创办海关书信馆之日起,长达18年的时间,一直由天津海关税务司主管,而历届海关税务司又皆由外国人充任。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朝皇帝批准建立大清邮政后,全国邮政仍交赫德管理,天津及各地邮局继续由海关税务司统辖,领导关系和管理制度一如既往,高级职员均由外国人包揽,华洋人员薪金相差悬殊,邮局内部行文照旧使用英文。宣统三年(1911)邮传部接管邮政后,邮政虽脱离海关,但邮政总局总办继续由法国人帛黎(T.Piry)担任,天津邮政分局邮务总办也继续由外国人担任。清代由海关管理邮政的体制,带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代邮政的诞生,是与丧失主权伴随在一起的。

  1912年大清邮政改称中华邮政,邮政总局和天津邮局的主管人员及重要职位仍由外国人把持。1928年6月北京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裁撤,全国邮政事务统由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管理,邮政总局的洋总办改为会办(副职),废除邮局内部行文使用英文的规定。但天津及各邮区的邮务长仍是洋员充斥,由外国人当政。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初期由意大利人克立德(E.Cazetti)任河北邮政管理局局长,日本人任副局长。在日伪统治下,副局长独掌大权,局长形同虚设。1943年克立德被免职。1944年3月黎其康任管理局局长,为天津自开办近代邮政66年后第一任中国人局长,但日本人掌权的情况未变。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良骏奉调天津接任管理局局长,为时不久,邮政总局又派来英人睦朗(Molland C.E.)充任加派邮务长。邮政主权被洋人操纵,是旧中国近代邮政的一个特点。

  天津电信方面,在七七事变前,虽然电报、电话局局长均由中国人担任,但业务技术大权多操在洋总管、洋工程师之手。他们高薪厚禄,把持局务,藐视中国员工。还经常发生列强干扰、租界刁难、外商侵权等情况,也给天津电信部门带来恶果。

  外国人长期把持邮电、独揽大权的局面,招致天津邮电职工的不满与反抗。因此,维护中国邮电主权的斗争、反对外国人垄断局务的驱洋斗争、提高中国员工地位、待遇的斗争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彼伏此起S连不断。

  光绪三十年(1904),天津电话局开始在租界内发展用户,租界当局决定主任工程师一职必须]聘用外籍人员,致使外人把持天津电话技术管理权长达25年之久。1921年天津电话局调整租费,租界当局进行种种刁难,迁延三年,未获解决。1924年,租界当局又提出人工机不适于洋人使用,要求更换自动机,且以自行联合设局相要挟。为了维护电信主权,电话局不得不向银行借款,实行更换自动机计划,因而负债累累,连年亏损。1929年天津电话局职工发动驱逐洋工程师运动+飞扬跋扈的德籍主任工程师施提格解聘,不久天津电报局洋工程师兰佩克亦被辞退。至此,天津电信部门中的外人势力被摒除,由国人主持一切,是为天津电信史上光彩的一页。

  抗日战争期间,河北邮政管理局为与迁往重庆的邮政总局取得日常联系,管理局本地业务股股长黄家德及总务股股长魏文侯通过由天津电报局局长王若僖在租界秘密设立的无线电台,用密码直接向邮政总局请示报告,总局的密令也通过黄家德传达至华北各邮政管理局。黄家德还将日军在天津的活动及干扰邮政情形等,按期缮作英文记录,经邮务员白树林在第十一支局内秘密缮打后,通过外轮带运香港密转重庆邮政总局,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无法运寄时始行停止。

  日军侵占天津后,邮工及家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1939年遭受水灾后,物价暴涨,生活濒临绝境。天津邮政员工为揭露日伪残暴统治下的悲惨生活状况,在致当局的“呈文”中说:为求生计,有的不得不使子女辍学,在邮局充当临时工或送商店学徒;有的使子女、妻室外出佣工或做小本生意;有的使子女当街叫卖纸烟或拾捡煤核、破纸换钱糊口;有的本人枵腹到局,而使妻室率子女沿街乞讨;有的利用班后去拉人力车或三轮车挣钱养家;有的将配给的食粮售出换购山芋面,吃粥度日;有的别无生路+衣服被褥当尽,夜间曲卧空室;还有的因病无力医治而死亡且无钱棺殓。邮务佐赵麟书、张文祥,信差赵城光、李甫亭及力夫何松林、涂云峰等,均因贫困饥饿而死。1944年2月24日河北邮政管理局将上述“呈文”——实乃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檄文——转报“华北邮政总局”,为全体员工请命,要求速予救济。沦陷期间,天津邮工不甘忍受日军欺凌,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信差陈鸿举、胡恩培因参加抗日地下工作,于1940年3月间被日军逮捕押往北平日本监狱,受尽严刑拷打,胡恩培身死狱中。

  天津沦陷后,电话局及第三、四分局爱国职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拒日本侵略者的接管,前仆后继进行“抗交”斗争达三年之久,被捕者20多人,被杀害者5人。“抗交”斗争的中坚分子、主任工程师兼工务课长朱彭寿矢志不移,不为利诱,不惧酷刑,被日本宪兵迫害致死。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冬,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天津电信局千名职工为反饥饿,求生存,开展了闻名全国、震撼天津的“饿工”斗争,中断电信6天,打击了摇摇欲坠的国民党统治政权。

  天津解放前夕,邮政、电信局的地下党员及地工人员组织积极分子开展保护设备、反对南迁的护局斗争,向局内负责人及关键岗位工作人员寄送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前线司令部发布的《约法八章》,并通过社会关系与有关人员谈话,动员群众做好护局工作,迎接天津解放。

  四

  天津解放后不久,人民邮电职工即以主人翁姿态创造出显著成就。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邮政和电信事业回到人民手中。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永远地结束了外国人操纵邮电管理权的历史,按照人民邮电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天津邮电开始了新时代的征途。解放初期,邮电两局大力组织职工进行政治理论学习x行民主改革,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工人,兴办职工福利事业,职工的政治觉悟大为提高,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为减轻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遇到的暂时困难,1949年,天津邮电系统两次降低职工工资,局内没有发生大的思想波动。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邮电职工的积极性不断高涨。

  天津解放后,为医治战争创伤,电信职工奋力抢修战事损坏的线路v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就使电话阻断的11970户全部恢复通话。随着华北地区陆续解放,9月,天津电信局成为华北地区电信指挥局之一,管辖塘沽、唐山、昌黎、秦皇岛、杨柳青和沧县等6个电信局,并负责维护东至山海关,南至德州,北至廊坊的长途电信线路。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克服资金困难,天津电信职工自力更生,推广先进经验,提合理化建议,涌现出被市总工会誉为“合理化建议方向”的陈典衡事迹和邮电部以天津长途话务员郭秀云命名的“郭秀云操作法”,分别在全市和全国电信部门推广。抗美援朝期间,电话三分局职工利用购回的1937年被日军炸毁的二分局步进制自动交换机残旧机件,经过一年多苦干,组装自动交换机500门,适应了当时党政机关的急需,缓解了电话紧张状况。

  1950年,天津邮局开展以“为缩短邮件在邮局停留时间而奋斗”为中心内容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各个通信部门、各个生产环节立即把竞赛口号变为实际行动。从1950年下半年到1952年,邮运部门的计划发运和计划运输,函件分拣部门的计划封发,投递部门的统一路线等作业最为突出,效果显著,影响很大。为巩固和发扬职工的积极性,继续扩大战果,天津局选拔一些精通业务、分析能力强的干部,组成邮运研究小组和总结函件分发经验工作组,由领导、群众、业务骨干三结合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提高,对上当参谋,对下做指导,在通信组织建设和通信理论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把群众改革的成果用一种形式固定下来,并把各个通信环节组成一个有机整体,使之发挥系统作用,争取整体效应,1953年春,天津邮局提出制订邮件运转指示图表,纳各项改进与成就于运转图中,要求按图作业,开展紧密邮件运转作业竞赛活动,并以取得经验的函件分拣部门为榜样,在全局组织学习推广。由于上下团结一致,目标明确,方法得当,邮件紧密运转作业竞赛活动获得重大成功。1953年和1956年,邮电部和中国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先后向全国推广包括天津局投递统一路线在内的京津投递工作经验和天津局平常函件分发工作经验。为此,邮电部和天津市政府多次对天津邮局进行表彰嘉奖。

  天津邮政管理局、天津电信指挥局继1950年被评为天津市二等模范厂后,又于1951年9月双双被评为天津市爱国竞赛公约模范厂。为此,中国邮电工会天津邮区委员会、天津电信指挥区委员会联合向邮电部及各省市邮电局长会议报喜。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对两局取得的成绩给以嘉勉,发给奖金,号召各局向天津局学习。

  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天津邮电职工热情高涨,在发展邮电业务、提高通信质量中取得显著成绩。但由于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缺乏经验,在开展生产竞赛中,天津邮电部门同全国各局一样,出现盲目发展业务的偏向,用错误宣传、强迫摊派的方法收订报刊、推销邮票、揽收邮件、电报,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天津邮电系统于1953年1月开展“纠偏”运动,历时3个多月,局领导检查了经营思想、服务方向和官僚主义作风,并发动群众从各个环节中进行检查,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纠正发展业务中的偏向。但在“纠偏”过程中,又出现了扩大化,把某些正常的经营活动和增加收入的做法,也笼统地当作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加以批判,致使本来已经办了多年、群众又有需要的邮电业务,如存证信函、商务传单等停办,以后又减少以至取消了邮政代办所。

  1958年,河北省省会自保定迁至天津,天津市调整行政区划<区并入市区,市区面积扩大一倍,机关企业大量增加。同年4月,河北省邮电管理局迁津,天津市邮电管理局并入。天津各专业局成为省会中心局后,既要支援河北全省邮电建设,又要完成市区迅速增长的通信任务,通信能力与社会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市内电话、邮政业务的投资少,任务重,压力大。天津邮电部门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克服资金短少、设备不足、人手紧张等困难,努力增产节约、革新挖潜,提高通信能力,并借助社会力量办理邮电业务,以应急需。

  天津市长途报话局自省管理局迁津后,经二年多建设,陆续建成津石、津张、津承、津邯等长途电信干线,形成以天津为中心的玲省内各专区的通信网,适应了长途电信业务迅猛增长的需要。1960年同1957年比较,电报业务量由25.39万份增至92.7万份,增长2.65倍,长途电话业务量由25.99万张增至127万张,增长3.89倍。

  50年代后期,天津市话交换机设备严重不足,原有设备经过二三十年运转,机件磨损相当严重,错号、串音、杂音、音小等障碍时有发生。市话局职工大搞技术革新活动,长期坚持精心维护,陈旧设备的寿命一再延长。1979年当德国人看到西门子厂20年代生产的A22型步进制交换机仍在正常运转时,惊奇地赞叹道:“这真是奇迹,中国人了不起!”

  天津市邮局在人民公社协助下,自1957年相继开设了民办邮局,组织民办投递,并于1960年参照东北邮电部门的经验,推行“邮电六网化”(六网即:邮电服务网、合作电话网、会议电话网、系统电话网、交换机汇接网和电报投递网),并建立城乡人民公社邮电局,以扩展邮电服务面,缓解通信能力与需要的矛盾。

  1958年后,天津邮电在全国性的“大破大立”浪潮中,破多立少,规章制度和通信技师受到一定损害。加上60年代初自然灾害时期降低服务水平,减少运递频次,邮电处于迟滞状态。1962年后,随着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按照“工业七十条”进行整顿,天津邮电开始恢复与发展,但为时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使天津邮电事业陷入困境。“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干部和工人被揪斗,邮电规章制度遭到破坏,通信指挥系统处于半瘫痪状态。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业务处理规则,特别是业务监督检查办法,被视为“管、卡、压”而随意废弃。有的人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随便脱离工作岗位,不上班不出班。凡此种种,对人民邮电通信都造成严重损失。邮政部门陆续停办代收货价、货样、国内邮政回执、存局候领、集邮等项业务,并取消查询费等合理收费项目,服务水平下降,业务收入减少。天津电信事业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业务增长缓慢。自1966-1972年,除电报业务量由69.06万份增至90.24万份,增长30.67%外,长途电话业务量由117.211万张增至123.86万张,只增长5.67%,市内电话用户一直在25373-28506户之间徘徊,平均每年为26752户O1965年27571户下降3%。1973年邮电体制恢复后,经过整顿,逐步恢复正常。

  由于多数邮电职工能够继承天津邮电的光荣传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守岗位,坚持通信,在10年内乱中,天津邮电得以勉强运行,尚未出现大的通信中断。1966年所谓的“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期间,东站支局开筒员张大同从信筒中开出黄金(金锭、金镯、金戒指)共8两8钱,如数上缴国家。事隔17年之后物归原主,在津门传为佳话。1984年7-8月间,《人民日报》等报纸以《信誉比金子还珍贵》为题对此事广为报道。

  1976年7月28日唐山强烈地震波及天津,市话二分局机房断裂,6400门自动交换机停止运转。三分局职工在机房屋顶震裂、墙壁倾斜、余震频仍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工作9天,为防止火灾的发生,经市政府同意停机后方离开机房。经抢修,三分局于8月13日、二分局于8月21日先后恢复通话。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1976年,天津全市(包括各区县)共有自办邮电局所215处,邮路总长度19199公里,电报电路90路,长话电路437路,市内电话交换机总容量42850门,农村电话交换机容量13415门,邮电业务总量1801.1万元,业务收入2201.7万元,业务支出1591.3万元,完成基本建设投资379.79万元,职工总数9274人。

  五

  改革开放以来,天津邮电转变观念,抓住机遇,走向全面振兴的新时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天津邮电部门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x行企业整顿(立健全规章制度,通信生产秩序逐步恢复正常。特别是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职工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坚持以通信为中心,依靠政策,依靠科技进步,依靠职工队伍建设,依靠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使天津邮电通信出现令人瞩目的变化,成为天津邮电事业发展最快、经济效益最好、工作最有成效的时期。

  在改革开放中,天津邮电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加强邮电通信建设的指示,坚持国家、地方、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t紧依靠各级政府的领导和支持,调动各方面发展通信的积极性。1983年3月,市长李瑞环主持召开研究通信建设的会议,确定“六五”期间天津的市内电话发展目标+市话建设正式纳入市政规划,作为重点工程予以确保。为了解决邮电局所稀少的问题,市政府规定,凡属新建住宅区内的邮电局所作为公用设施,由建设部门统一建成后交邮电部门使用。天津市自日本引进的第一个万门程控交换机和长途1000线,就是由市长李瑞环亲自确定的。“六五”期间,在11081万元的市话总投资中,市政府投资和各种渠道集资占52.98%,国家和邮电部门的投资占47.02%。利用这些资金,共发展市内电话交换机45000门,相当于1980年以前交换机的总容量,并修建电缆管道100多公里。在新建和改建的40多处居民小区邮电所和7处邮电支局的400多万元投资中,市政府投资占82%。在市话工程建设过程中,市领导还多次召开现场办公会,在有关单位支持下b决了施工时遇到的破路、征地、拆迁及材料供应不足等难题,顺利实现“土建和管线先行”,为大规模通信设备安装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5年3月上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应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倪志福的邀请来津调查研究,对加速天津邮电通信建设、缓和通信紧张状况,提出许多重要的决策性建议。随后成立了天津市邮电通信建设领导小组,由天津市副市长聂璧初任组长、邮电部副部长朱高峰任副组长,于1986年5月21日举行第一次会议。领导小组对天津邮电通信建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规模宏伟的天津邮政枢纽大楼,被列为“市长工程”,1987年动工后,4万多平方米的土建工程v用440天就质量良好地竣工投产。“七五”期间,天津邮电依靠地方政府政策筹集的资金达6262万元,各区县政府投资823万元,约占企业自筹的一半,弥补了通信资金的不足。从1984年起,市政府每年都把邮电重点发展项目列入为城乡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内容,邮电部门也都提前或超额完成。

  70年代末期,天津区县电信网技术改造步伐加快,至1980年陆续建成津静、津蓟、津汉芦等地方通信电缆S着又用五年多的时间完成五县局市话由人工改自动工程,共安装纵横制交换机6000门,跨越共电、步进两个制式阶段实现自动化。1986年塘沽区邮电局引进开通长市合一的万门程控交换机,在8个区县局中率先进入本地电话网,至1992年,全市区县局市内电话实现程控交换和数字传输,全部进入本地网,实现长途电话自动直拨,在全国区县中处于先进行列。

  天津市邮电通信建设领导小组责成天津市邮电管理局起草的《天津市保障和发展邮电通信的暂行规定》,于1989年5月1日经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同年6月1日起施行。在执行这个“规定”的基础上,经修改补充为《天津市通信管理条例》,于1997年1月28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为天津市通信依法管理提供了法规依据。

  在国家改革开放总方针指导下,天津邮电干部和职工不断解放思想,敢闯新路。在筹措建设资金上,大胆利用外资,实行负债经营,1984年在部、市领导支持下,利用日本贷款改扩建天津电话网。“七五”期间,市话增加容量中,有85%的交换设备+近全部的传输设备、中继光缆和大部分用户线是利用外资建成的。同时还争取到市里对市内电话实行优惠政策,即:市话月租费上浮20%,市话城市附加费由10%增加到20%;增加市话初装费;住炸设配套费每平方米增收4元。所筹资金全部用于市话建设,从而大大增强市话积累资金的能力,减少了政府预算内拨款的比例。为促进通信建设的发展,天津邮电以积极态度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和技术交流,引进关键设备和先进技术,并开办了中外合资企业。自1983年起10年间,市管局先后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签订133个、总额为8534万美元的购货合同,派出360多人次进行技术培训,并邀请外方人员来局传授技术,组织消化吸收,保证引进设备的按时投产和正常运转,并培养了一批技术干部。

  根据邮电部的统一部署,天津邮电紧紧围绕增强邮电自我发展能力这个中心,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积极稳妥地进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从1985年9月开始,市邮局在天津邮电系统中率先试行局长负责制,通过调整内部组织,理顺党、政、工关系O好地发挥了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局长指挥通信生产的中心作用。同时,重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加强了民主管理。贯彻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把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层层分解落实,使企业逐步走向科学管理的轨道;实行工资总额同业务总量(后改为业务收入)挂钩办法,同时改革用工制度,优化劳动组合,使职工人数得到控制,劳动生产率提高;实行干部聘任制度,打破干部终身制,加强干部培养与考核,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改进计划管理体制,下放管理职能,使基层单位明确各自的责、权、利,掌握经营主动权;调整管理体制,优化专业管理,赋予相应的经营自主权;改革工资分配制度,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告别“铁饭碗”;建立健全职工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天津邮电系统的各项改革,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前进。

  天津邮电部门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不断增强市场观念和投入产出观念,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企业自身效益的关系,努力开拓业务,提高经营意识。市邮局在办好传统业务的同时,利用邮政点多面广的优势,恢复停办30多年的储蓄业务和“文化大革命”中停办的集邮业务,新开办国际、国内特快专递和邮政快件业务,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显著。报刊发行业务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也得到较大发展。1989年由于商品市场疲软,邮政传统业务出现较大幅度的滑坡。在此困难条件下,天津邮政部门调整经营策略,把邮政储蓄、特快专递、集邮、报刊发行四项业务作为发展的重点,从政策上、资金投入上予以倾斜。进入“八五”以后,形势逐步好转,特别是通过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职工有了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经营方式发生转变,积极开展上门揽收揽订活动,初步建立了营销网络,并在全国邮政系统中首次提出“以储养邮”的业务发展战略,采取许多得力措施,收到很好效果。在积极发展重点业务的同时,兼顾发展传统业务,采取延长营业时间,完善业务功能,发展委办代办网点等措施,便利和保证了社会用邮,也增加了企业效益。“八五”期间,天津邮政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发展势头,市邮局继1993年通信业务收入和邮电业务总量“双过亿”之后,1995年与1990年相比,业务收入增长近3倍,年平均递增31.7%;业务总量翻了一番多,年平均递增20.3%。

  1994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成立,标志着中国电信经营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天津电信系统处在激烈竞争的第一线,是机遇也面临挑战。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市话、长途两局对业务主管部门陆续进行改革、调整、充实和加强,采取多种措施改善经营服务,扩展业务,占领市场。长途电信局紧紧抓住热门业务长途直拨电话和移动电话不放,大力加速网路建设,推出多项服务措施,增设专销点、代销点,至1995年移动电话用户达到80273户,1996年又销售手机76846部,努力扩大市场占有率。1995年,天津电信业务量在邮电业务总量中所占比例明显上升。长途电信业务总量完成71971.3万元,比上年增长20%,占邮电业务总量的38.4%;本地电话业务总量87243.43万元,比上年增长65.63%,占邮电业务总量的46.6%。

  “八五”期间,天津邮电坚持“高起点、高速度、高质量、大规模”的通信建设方针,并把1994年定为全局通信发展决战年,从而大幅度加快邮电业务发展和通信建设步伐,实现了邮电通信适度超前于地方经济发展的目的。五年间,用于通信建设的总投资达66亿元,为前40年投资总和9.8亿元的6.73倍,“七五”投资的9倍。综合通信能力超常规增长,电话交换机总容量净增129万门,达到152万门,是1978年的31倍、“七五”末的6.5倍;长途自动交换机总容量净增7.19万路端,达到7.56万路端,是1978年的358倍、“七五”末的24倍;移动电话网总容量净增10.35万户,达到10.5万户,是“七五”末的70倍;无线寻呼网总容量净增38万户,达到40万户,是“七五”末的20倍。建成了卫星通信地球站、本地数据通信网和分组交换网。市内电话号码由六位升至七位,全网实现传输数字化和交换程控化,“装机难”的问题已经缓解。邮政枢纽二期改造工程基本完成,信函自动分拣机投产,绿卡工程开通七个窗口(成23个电子化支局,邮电局所新增和改造47处,达到300处,比“七五”末增长17%(成邮电局房土建面积17万平方米,通信管道8630.5孔公里。天津邮电通信的网络规模和技术层次跨上一个新台阶,基本适应天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为天津信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

  “八五”期间,天津邮电通信业务发展迅速,开办的业务种类接近200种,GSM数字移动电话、200号、自动寻呼、磁卡电话、语音信箱等一批新业务相继开办,以满足客户对通信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1995年,固定电话客户达到83万户,电话普及率15部/百人,其中市区为25部/百人;无线寻呼客户达到22.8万户;数据通信客户达到382户。邮政储蓄余额达到35.7亿元;特快专递达到92万件。电信服务客户综合满意率达到93%,邮政服务客户综合满意率达到96.32%,均列全国同行业第三名。“八五”末,邮电业务总量达到18.7亿元,是“七五”末的5.7倍,年均递增41.7%,比“七五”期间高19个百分点;业务收入达到17.7亿元,是“七五”末的5.59倍,年均递增45.8%,比“七五”期间高15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按业务收入计算达到13.4万元,是“七五”末的6.28倍,年均递增44.4%。1995年,全局共有职工15765人,随着天津邮电事业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五年来,人均工资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年均递增15%以上,职工文化生活和福利设施有了较大改善。

  1996年至1998年,天津邮电部门坚持“面向市场,加快发展,深化改革,加强管理,改善服务,提高效益”的工作方针,积极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加快了通信建设步伐和邮电业务发展,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有新的提高,为完成“九五”计划起到决定性作用。三年间,全年邮电业务总量分别为25.7亿元、34.3亿元和47.4亿元,比上年增长分别为37.28%、33.46%和38.19%;通信业务收入分别完成22.25亿元、29.88亿元和30.55亿元,比上年增长分别为25.46%、34.29%和2.24%。1997年,固定电话用户达135.09万户,比上年净增27.24万户,其中住宅电话占电话用户81.12%,住宅电话普及率为每百户37户;移动电话用户达26.53万户,比上年净增11.5万户,其中数字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总数66.6%;无线寻呼用户达43.388万户,比上年新增10万户。

  从1996年至1998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20.87亿元、25.38亿元和32.7亿元,三年投资总额比“八五”期间投资增加19.6%,使通信能力明显增强。1998年全网局用电话交换机达到244.4万门,比上年194.56万门增加25.61%;新增数字移动电话交换机10万户,达到56万户。1997年固定电话号码升为8位;数字移动通信实现天津境内无缝覆盖和全国大联网跨系统自动漫游;无线寻呼网达到109万户,实现全国联网和开通卫星寻呼网。天津市—区县—乡镇—发达村的光缆已经成环,“光纤到千家”工程初见成效。年末长途业务电路达40754路,长途光缆线路934.2公里。

  1997年建成天津智能网(IN)和天津本地窄带综合业务数字网(N-ISDN)。其中IN已能提供全国和本地7种IN业务;N-ISDN能覆盖全市,通达美国。MOTOROLA天津公司利用塘沽局ISDN系统直拨美国参加全球会议,效果很好。天津市“信息港”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公众多媒体网的天津节点——“天津热线”于1997年7月31日正式开通,初步建成信息数据库28个。1998年上半年,“天津热线”累计访问次数为59.43万次,比1997年增长7.37倍。在此以前,还建成ATM宽带业务网、国际互联网和会议电视等增值网络,完善了基础网。1997年,邮政绿卡工程进展顺利,已开通42个自动柜员机;电子化营业支局所已达132处,占邮电支局所的53%;邮运汽车达到337辆,比上年增加35辆。

  天津市邮电管理局网管中心于1997年开始在新建的邮电大厦内运行。它是监控天津市邮电通信网的枢纽心脏,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对天津整个电信网实行全面的综合性管理,以交换、传输等几大专业为核心,用计算机监控管理系统实时监测本地电话网、NO.7信令网的运行情况。天津邮电信息交互网作为信息港的信息交换枢纽,一期工程已试开通(成了50公里光纤主干网,依据天津主页体系劣天津邮电公众信息网等七大网络与因特网相联,并与国内各部委、各省市的网络相通。1998年10月28日,天津市信息交互网正式开通。

  1997年是“邮电服务年”,天津邮电在同行业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以市场为导向,争取服务制胜,收到明显效果。市话装移机时限平均为15.3天和17.6天,分别比上年减少3.56天和1.25天,修机平均时限为11.21小时。并推出市话、长话资费“一单结”及邮局、银行代收电话费。“修机难”、“交费难”的问题基本解决。1997年全市百人拥有电话机23.1部,较上年增加3.66部,其中市区为36.92部。全市人均使用邮电费332.12元,比上年增加84.51元;人均邮储余额645元,比上年增加99元。公用电话、IC卡电话遍布全市,普及率由上年的每千人2.5部增加到3.6部。电话局与华为公司合作首创并在天津大学学生公寓开通3000门“201”校园卡电话业务后,立即影响到全国高等院校,国家教委发文要在全国大中院校内推开。为了适应大客户的通信需要,各专业局成立了为大客户服务的机构,并选派优秀职工担任营销人员。信息产业部电信总局向全国用户发放1998年电信服务征询函,经回函测定:综合电信服务满意率,天津名列全国第一位;移动电话满意率,天津名列全国第二位;数据通信满意率,天津名列全国第四位。

  1998年天津邮电实现收支差额7.3亿元,企业增加值完成28.3亿元O上年增长36.1%。年末全局职工14581人,劳动生产率297370元/人(按业务收入计算)、394628元/人(按业务总量计算),比上年分别增长34.4%、52.9%。职工生活继续改善,工资水平有所提高。

  为了促进邮政、电信事业按照各自的特点发展,适应国家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根据信息产业部关于邮电分营、政企分开的指示,天津市邮电系统在1998年7月完成区、县局邮电分营的基础上,管理局的分营重建工作于1998年底基本完成。邮政部门从邮电管理局分离出去后,于1999年初另组建新的天津市邮政局,纳入国家邮政局系统;原天津市邮电管理局建制暂行维持,内部机构进行精简调整,纳入中国电信系统。分营后的邮政、电信,将按照专业经营、专业核算、专业管理的体制正式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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