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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凡例
 综述
 大事记略
第一篇 卫生防病
 概述
 第一章 卫生防疫(病)机构
  第一节 市级卫生防疫(病)机构
  第二节 区、县卫生防疫(病)机构
  第三节 企业系统卫生防疫机构
  第四节 驻津卫生防疫机构
  第五节 临时防疫机构
 第二章 爱国卫生运动
  第一节 组织机构与组织成员
  第二节 治理环境
  第三节 除“四害”
  第四节 农村“两管五改”
  第五节 创建卫生城市
 第三章 传染病防治
  第一节 综合防治与重点防治
  第二节 肠道传染病防治
  第三节 呼吸道传染病防治
  第四节 虫媒传染病防治
  第五节 结核病防治
  第六节 其他传染病防治
 第四章 非传染性“四病”防治
  第一节 “四病”预防的组织管理
  第二节 “四病”信息监测
  第三节 “四病”预防干预活动
  第四节 “四病”学术交流与合作
 第五章 地方病防治
  第一节 碘缺乏病防治
  第二节 地方性氟中毒防治
  第三节 布鲁氏菌病防治
 第六章 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普查与监测监督
  第三节 职业病防治
  第四节 科学研究
  第五节 教学、期刊出版与著作
 第七章 食品卫生与营养
  第一节 机构和群众团体
  第二节 食品卫生的监督管理
  第三节 预防食物中毒
  第四节 公共营养
 第八章 环境及放射卫生
  第一节 环境卫生
  第二节 放射卫生
 第九章 眼病、聋哑和口腔病防治
  第一节 眼病防治
  第二节 聋哑防治及科研工作
  第三节 口腔病防治
 第十章 学校卫生
  第一节 学生体检与疾病防治
  第二节 学生生长发育期卫生
  第三节 学生视力保护
  第四节 建筑与设备卫生 
 第十一章 健康教育
  第一节 健康教育机构
  第二节 健康教育的实施
第二篇 妇幼卫生
 概述
 第一章 妇幼保健机构
  第一节 天津解放前公立妇产科医院
  第二节 市级妇女儿童保健机构
  第三节 区县级妇幼保健院(所)
  第四节 妇幼保健示范县
 第二章 妇女保健
  第一节 新法接生
  第二节 围产期保健
  第三节 妇女病防冶
 第三章 儿童保健
  第一节 儿童保健管理
  第二节 儿童多发病的防治
 第四章 计划生育技术指导
  第一节 计划生育技术组织机构
  第二节 节育措施
  第三节 宣传与培训
  第四节 科研成果与经验交流
第三篇 中医
 概述
 第一章 中医机构
  第一节 市级中医机构
  第二节 区县中医诊疗机构
 第二章 中医教育
  第一节 传统教育
  第二节 正规教育
 第三章 医疗技术
  第一节 诊疗方法
  第二节 内科
  第三节 外科
  第四节 妇科
  第五节 儿科
  第六节 针灸
  第七节 骨科
  第八节 其他科
 第四章 中医科研与成果
  第一节 中医科研
  第二节 科研成果
 第五章 国际交往
  第一节 学术交流
  第二节 国际办学
  第三节 国际合作
第四篇 西医
 概述
 第一章 医疗机构
  第一节 天津的早期医院
  第二节 市卫生局直属部分医院
  第三节 区县属部分医院
  第四节 医学院校附属部分医院
  第五节 驻津单位及企事业部分医院
 第二章 内外妇儿临床科室
  第一节 内科
  第二节 外科
  第三节 妇产科
  第四节 儿科
 第三章 肿瘤五官等临床科室
  第一节 肿瘤科
  第二节 眼科
  第三节 耳鼻喉科
  第四节 口腔科
  第五节 皮肤科
 第四章 护理
  第一节 护理队伍
  第二节 护理管理
  第三节 护理科学技术
  第四节 护理国际交往
 第五章 医技科室
  第一节 药剂科
  第二节 检验科
  第三节 放射科
  第四节 病理科
  第五节 输血及血站
  第六节 理疗科
  第七节 超声医学科
  第八节 核医学科
  第九节 营养科
 第六章 疗养康复保健
  第一节 疗养机构
  第二节 康复医疗
  第三节 干部保健
 第七章 医疗队
  第一节 抗美援朝医疗队
  第二节 援外医疗队
  第三节 救灾医疗队
  第四节 农村医疗队
  第五节 防病医疗队
第五篇 中西医结合
 概述
 第一章 机构
  第一节 医院
  第二节 研究室
 第二章 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
  第一节 中国接骨学的创立
  第二节 接骨学的临床疗效与进展
  第三节 接骨学的机理研究
  第四节 奖项论著与学术交流
 第三章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
  第一节 中国急腹症治疗学的创立
  第二节 急腹症的临床疗效与进展
  第三节 急腹症的机理研究
  第四节 奖项与学术交流
 第四章 中西医结合治疗多系统脏器功能衰竭
  第一节 中国脏器衰竭治疗学的创立
  第二节 脏器衰竭的临床疗效与进展
  第三节 脏器衰竭的机理研究
  第四节 奖项与学术交流
 第五章 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疮疡、风湿疾病
  第一节 皮肤疾病治疗
  第二节 疮疡疾病治疗
  第三节 风湿类疾病治疗
  第六章 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及其他科疾病
  第一节 心血管疾病治疗
  第二节 妇科疾病治疗
  第三节 呼吸系统疾病治疗
  第四节 耳鼻喉疾病治疗
 第七章 几个病种的中西医结合疗法选记
  第一节 肠梗阻、胃穿孔、胰腺炎
  第二节 股骨干、陈旧性、髌骨骨折
  第三节 胆道蛔虫、骨髓炎、烧伤
第六篇 医学教育
 概述
 第一章 高等医学教育
  第一节 天津解放前公立私立高等医学教育
  第二节 天津解放后高等医学教育
 第二章 中等医学教育
  第一节 天津解放前中等医学教育
  第二节 天津解放后中等医学教育
 第三章 在职医学教育
  第一节 天津市高等职工医学教育
  第二节 中等在职医学教育
  第三节 在职自学教育
  第四节 医师进修班
  第五节 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
 第四章 初级卫生人员培训
  第一节 乡村医生教育
  第二节 初级卫生人员培训
  第三节 待业青年初级培训
第七篇 医学科学研究
 概述
 第一章 医学科学研究机构
  第一节 独立性医学科学研究所
  第二节 附设性医学科学研究所
  第三节 驻津医学科学研究所
 第二章 科研管理
  第一节 计划管理
  第二节 科研成果管理及推广应用
  第三节 国际合作与交流
 第三章 科学研究保障体系
  第一节 医学情报
  第二节 医学图书及期刊
  第三节 医学实验动物
  第四节 科研经费
 第四章 科技成果
  第一节 部分科研成果简介
  第二节 科学研究成果列项
  第三节 科研学术专著
第八篇 卫生行政
 概述
 第一章 机构与体制管理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卫生管理体制
  第三节 卫生政策法规
  第四节 卫生行政工作
 第二章 人事管理
  第一节 卫生系统专业队伍
  第二节 医院机构编制
  第三节 卫生劳动工资
  第四节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
 第三章 医政管理
  第一节 医院医疗质量管理
  第二节 医疗基础技术管理
  第三节 医疗事故的防范和处理
  第四节 社会医疗和机构管理
  第五节 医政宏观管理
  第六节 医院管理研究
 第四章 药政管理
  第一节 管理沿革
  第二节 药品生产监督
  第三节 药品经营监督
  第四节 医院药剂工作管理
  第五节 特殊药品管理
  第六节 进口药品管理
  第七节 药品广告管理
 第五章 卫生职业道德建设
  第一节 医德教育组织
  第二节 医德医风调研
  第三节 医德教育活动
  第四节 医德规范规章
  第五节 伦理课题研究
 第六章 财务管理
  第一节 卫生事业经济管理
  第二节 卫生事业费管理
  第三节 医疗服务收费管理
  第四节 公费医疗管理
 第七章 基本建设、设备和后勤管理
  第一节 基本建设管理
  第二节 医疗设备管理
  第三节 后勤管理
第九篇 人物
 一、传记
 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录
 三、卫生系统劳动模范名录
 四、全市卫生机构副主任以上人员统计
 志补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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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一

  天津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工商业城市。从明永乐二年(1404)天津筑城前后开始的久远年代,人民的医疗保健主要靠中医中药。据史载明弘治二年(1489)就有津人蒋仪所著《医镜》、《药镜》收《四库全书书目》,其学术价值较大,有“津人善医首推蒋仪”之说。清代天津名医尤多,洪天锡、徐士銮、寇兰皋等天津人,毕生致力于医道,尤长于医治瘟疫。洪天锡著《补注瘟疫论》,徐士銮著《医方丛话》,寇兰皋著《痧症传信方》四卷等皆属当时之名著。中药生产、销售,在清乾隆四年(1739)市上已出现润善堂、瑞芝堂、桔荫堂、宝心堂、仁育堂等十数家中药店。

  早期民间预防天花靠群众自发的组织。清咸丰五年(1855),津人华光炜为解除婴孩因天花而夭折之患,自捐资购地建房设华氏牛痘局,聘京广精于此术者传习施种,尔后推行,长达50余年,造福于津门之婴孩,其功甚大。继华氏之后,又有王莲品设保赤堂亦面向婴幼儿防天花等传染病。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在塘沽设检疫官,从事海关检疫工作。同治六年(1867),天津设官立牛痘局,预防天花。

  天津的西医医院是随帝国主义的炮舰进入的,最早是咸丰十一年(1861)英军建立的军医院,其除为驻军和外国侨民治病外,也偶尔接待一些中国患者。同治七年(1868)军医院移交英国基督教伦敦会,改称基督教伦敦会施诊所。后由英人马根济大夫奔走扩建成伦敦会施医院,其后继者为表彰马根济大夫“创业”的功绩,更名为马大夫纪念医院。同治元年(1862)法国天主教设教会医院。其后,美国的妇婴医院、意国的圣心医院相继出现。

  清光绪七年(1881),直隶总督李鸿章根据北洋水师的需要,在津设医学馆,由法国人欧班·瓦特查主持教务,马根济任教练。光绪十九年(1893)改名北洋医学堂,附设北洋医院。这是天津最早创办传授西医的医学校。光绪三十年(1904)停办,后经直隶总督袁世凯接办,改名为北洋海军军医学堂,总办徐华清,先后毕业生千人,多分配在海军或陆军工作,少数人留校,为中国第一代西医人才。后来留津的有朱世英、田大文、孙壁儒、徐维华、沈鸿翔等人,他们为天津的卫生医疗保健事业做出了贡献。光绪二十八年(1902)袁世凯创办军医学堂,以培养军医为宗旨,学生毕业后即派往军队充任医官。与此同时,还开办北洋官医院、北洋女医院。民国以后,外籍医生来津开设医院、诊所者日益增多,中国医生开业行医的也陆续出现,但与全市人口相比仍是寥寥无几。1931年天津人口百万,但公立、私立及外国人办的大小医院、诊所71所,仅有从业人员144人(包括行政事务人员),而这些医院、诊所80%以上集中在租界内。尽管医疗状况如此畸形凋零,然而国民政府对中医仍百般限制,竭力摧残,使许多中医弃中学西,或弃医改业别谋生计,30岁以下的青年中医只有3%,堪称后继乏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外地许多西医纷纷来津行医。1947年,天津的中外医生由1937年的176人增加到787人,增加了3.47倍。有来自东北的刘文盛、姜继武、陈鸿谋等;来自北京的有朱宪彝、邓家栋、张纪正、金显宅、方先之、柯应夔、赵以成等;来自西南、香港的顾学勤、卞万年、曾昭德、杨珂、张成大、朱德民、杨济、虞颂庭、俞霭峰、王世勋等。他们来津,或在国民党的中央医院,或集体办医院,或个人开诊所行医。曾显赫一时的有私立天和、恩光等医院;中央医院则属人才济济,颇具规模的大型综合医院。他们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为发展天津的卫生事业,提高医疗水平做出了贡献。

  天津的卫生行政机构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名为卫生总局,实际只司防疫和环境卫生事宜。民国建立后,改称防疫总处,1913年又改称北洋防疫处。1928年天津改为特别市,设卫生局,总管全市医疗卫生工作。卫生行政机构先以为幼儿接种牛痘和制做狂犬疫苗防狂犬病的业务为主,后扩大范围,如建设医院,预防各种传染病,管理食品卫生和环境卫生等。由于军阀混战不止和国民党的反动腐败,经费奇缺,人力有限,虽有机构,形同虚设,广大劳动人民就医难的医疗卫生状况,丝毫未能得到改善。1947年国民党政府周报报道:“位于河北狮子林市立第二医院,全院职工110人,其中仅有6位医师。每日门诊平均七八十人次,就诊者都是河北、河东一带背着来就诊的下层社会的人”。在那个年代,天津也有一些知名的西医和中医,但整个医疗事业非常落后,医疗设施简陋,医疗技术力量十分单薄,医疗费用昂贵。种种疾病对全市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威胁严重。在郊县,农民更是缺医少药,由疾病带给人们的灾难遍及千家万户,凄惨景象处处可见。据1948年统计,全市人口200余万,市民死亡率为55.30/万,人均寿命仅35岁。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军管会派卫生接管处党委书记王恩厚、处长刘璞、副处长蔡公琪和军代表陈郁率白求恩学校的部分学员,分别接管了天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所有卫生机构,对其行政、技术人员(包括医、护、技等方面)三四千人,遵照军管会的指示,实行“原职、原薪、原封不动”的八字方针。卫生局长由刘璞担任,副局长蔡公琪。原卫生局人员除个别人外,其余全部包下来继续工作。在刚解放后的二三天内,各医疗单位就照常接待门诊、住院病人。当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劳动人民集中的地区筹建医院,即河东区地道外的工人医院,当年施工当年建成开诊。当时,该院设病床28张,门诊量可容500人,职工89人,一般科室俱全。在9月1日开诊的那天,附近居民奔走相告,吃喜面、放鞭炮、敲锣打鼓以示祝贺。以后,任命民主人士李允恪为局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天津医务界首先组织“抗美援朝救护委员会”,很快就有4000余人报名参加,外科专家万福恩自愿担任第一大队队长,相继组成第一至第五队,连同国际医防服务队等14个队。第一队多是些知名的专家,如方先之、赵以成等26人,当时的市长黄敬亲自送往车站,称这是一次“伟大的创举”。《天津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说他们是“援朝先锋,卫国英雄”。与此同时,社会开业医生311名自愿组成服务队,承担起开赴前方医疗队员的原职工作。

  为发展天津的卫生事业,积极培养医务人员,1950年原在津的河北医学院随省会迁走后,天津市即与南开大学联合筹建天津医学院。委著名教授朱宪彝任院长,调集全市医学专家临床教学人才任教,有方先之、范权、施锡恩、金显宅、俞霭峰、柯应夔、杨济时、虞颂庭、吴廷椿等担任兼职教授。当年招生当年开课;先设医疗系,学制5-6年。到1959年学院扩建,增设儿科系、口腔系,在校学生1204人,教师达到240人(其中教授24人)。

  1952年,国家对公务人员及教师、大学生实行公费医疗;对工矿、企业职工及其家属以劳动保险形式,分别采取免费和半免费的医疗制度,使广大在职人员解除了后顾之忧,但医疗力量一时出现不相适应的局面。

  1953年,在市防疫大队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市级、区县级卫生防疫站;街、镇(乡)亦相应建立了防疫、防痨等保健组织,使防病和保健等工作逐渐形成体系,形成网络,为开展预防、保健工作创造了条件。到1958年,全市的烈性传染病明显下降;1950年建立全市防痨组织,推行儿童接种卡介苗,到1955年接种2000万人次,对减少儿童结核病,降低儿童结核病死亡率产生了积极作用;1950~1951年,由于开展牛痘疫苗接种工作,此后没有发现天花病例;改造旧产婆推广科学(新法)接生,防止了婴儿“四六风”死亡的现象;在工厂,对女工建卫生室,实行经期发放月经纸等措施,减少了妇科疾病;在1958年推行的妇女病普查,对早防早治起了良好作用。天津的防疫工作,特别是计划免疫措施早于全国各省市,在卫生部的组织下进行推广,亦为世界卫生组织所瞩目。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中医建立了自己的群众组织——中医公会。1951年创建中医进修学校,换领卫生部颁发的中医证书允许开业行医。1954年再一次明确改进中医工作的任务,批判了歧视排斥中医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天津市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展中医工作。如推选出陆观虎、董晓初、赵寄凡、哈荔田等一批知名中医担任市人民政府委员、市政协和市人民代表。扶植中医开展业务,组织联合诊所,吸收中医参加国家机构工作;建立中医门诊部、中医医院、中医学校,综合医院设中医科,到60年代,有1176位中医成为国家机构的医务工作者。从此改变了“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不合理局面。

  1956年,天津举办了“第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简称“西学中”),至1990年共办了11期,学员516人接受中医的系统学习。同时,动员社会力量,博采、访贤,收集秘方、验方,发掘民间特效疗法;组织中青年中医抢救老中医的学术经验等,均收到很好的效果;在全市的医学科学研究成果中,有92项属于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成果。

  “三级医疗网”始于1953年,本市河北区部分医院、门诊部、工厂保健站之间的“联诊关系”,为相互转诊、会诊的技术指导关系。1956年有部分区试行,1957年全市推广,名为“三级医疗制”。明确3所大型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为一级,17所医院为二级,街道卫生院和部分企业保健站为三级。在此基础上,1958年河东区唐家口门诊部创建家庭病床,在全市召开了现场会。

  1956年,中共中央号召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并组织科学家制定科学技术十二年(1956-1967)规划。赴京参加制订规划的天津代表有哈荔田、方先之、朱宪彝、金显宅、范权、俞霭峰、柯应夔等专家。回津后,由当时担任市卫生局副局长的外科专家万福恩组织研究落实措施。对确定研究课题的项目和带头人,为专家培养助手等进行了讨论。

  1958年“大跃进”开始,在左的思想支配下,天津卫生医疗事业也出现不顾客观实际盲目发展医学教育、一哄而起的现象,如区县办高等医学院校,半工半读的专业学校升格为中等专业学校,到1960年,全市高等医学院校成为3所(原1所),在校学生达到2000余人;中等卫生学校达到26所(原4所),在校生7000余人。这不仅直接使教学质量下降,也影响了医院的医疗质量。

  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全市人民浮肿病增多,市民采食野菜出现食物中毒现象,医生压力较大,宣传市民勿乱采食野菜,防止食物中毒。到1963年,国家经济逐渐好转,市民的健康状况亦随之好转。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医务界掀起面向农村、面向基层的高潮,提出防治结合,采取与爱国卫生运动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市级医院抽调三分之一左右的医务人员(包括专家),分期分批下基层、去农村,实行医院包区、县、片的办法,一杆子插到底,对其医疗、卫生、防病全面负责。这一措施深化和完善了“三级医疗服务制”,使医务界的气象为之一新。此时天津的医院病床使用率,在全国名列第二,其医疗质量亦相应地得到提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市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拆、并、撤”的有40多个;医学院校一律停课“闹革命”;医院中许多科学的行之有效的现代化管理制度和经验,统称之为“管、卡、压”被废除,采取医护不分,“赤脚医生”进医院、管医院,造成医院秩序混乱,人心不稳,事业损失严重。

  1969年底,天津市贯彻“六·二六”指示,“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拆散了第三、第四医院,名为“支边”,“支三线”,送走了3964名医技人员,到宁夏、广西、黑龙江、内蒙等山城、农村“安家落户”,其中有年老多病的专家学者。一些属国际尖端的技术项目,如心血管外科等,由于学科组被拆散而造成技术水平大倒退,伤了天津卫生界的元气。但是这些专家教授到下放地点之后,一如既往日以继夜地为边区人民服务。他们的才干和品质很快被当地政府发现,有的上调医学院任教,有的主持了一个单位、部门的工作,还有的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以后,这些人虽然大部分调回天津,他们的足迹和光荣业绩永远留给了那里的人民。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改造旧产婆、推行新法接生的做法也被“砸烂”,以致婴儿主要死因的“四六风”又再现;各种妇女病上升,结核病死亡率回升,原接近消灭的几种烈性传染病也重新抬头。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医务界大体恢复了秩序,但由于“左”的方针政策一时未能得到彻底清理,全市卫生部门的面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再加上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卫生系统震损房屋36.4万平方米,占医疗卫生用房的一半,使恢复建设更加困难。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卫生事业的改革拉开了序幕。

  经过拨乱反正,对各种弊端进行改革,把重点移到以医疗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四化”建设服务。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大批医务人员回津;纠正了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对行政管理体制、医疗制度、科研工作和医德医风建设等进行了整顿、改革和建设。特别将一些德才兼备的中青年技术干部推向领导岗位,1990年全市医疗卫生部门处级以上领导中,有90%以上是技术干部,50%以上的年龄在40岁以内,他们有精力,懂业务,很快成为中坚力量。

  1979年,经过三个区的调查论证,认为各类烈性传染病不再是本市人口疾病死亡的主因,疾病谱已发生变化,于是把占人口死因首位的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恶性肿瘤(简称“四病”)作为天津当时防病重点。随着防病任务的变化,防疫站改名为防病中心,区称防病站。防病工作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及“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要求,动员全民施行群防群治,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到1990年,“四病”的防治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注目,国际友人来津访问、考察者不断,成为专家们研讨的热点之一。

  天津市的郊县农村人口占全市人口的1/3。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90年,达到村村有保健站,乡乡(镇)有卫生院或县分院,其医疗机构共有421所,卫生技术人员1361人,乡村医生(含卫生员)6138人。防疫、防病、妇幼保健,均各自形成网络。通过“城乡医院挂钩”、“三级医疗网”制度的建立,在农村逐步形成“小病不出村,急症不出乡或县,疑难病找专科医院”的可喜局面。

  80年代,天津市对城乡孕妇实行系统管理,每个孕妇都有《孕产妇手册》,从早孕到分娩,做全方位的产儿保健工作,统称为“围产保健”。到1990年,农村基本消灭或降低了“五病”(子痫、子宫破裂、产褥感染、产后中暑、新生儿破伤风),其发病率和死亡率,达到全国城乡孕产妇保健质量标准和要求。尤其是,天津于1982-1984年对全市21万余妇女病的普查,发现患病率为26.53%,其中患子宫癌的15例(6.9/10万),均得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前后经过10年的防治,全市中晚期宫颈癌患病率逐渐降低。

  天津的中医事业逐渐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1978年中医学院在天津重建。各中医院(科)充实人员和设备,出现了西医、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并驾齐驱的新局面。天津的中医力量较强,名医辈出,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下,涌现出不少中青年中医人才,如石学敏、张大宁等。老中医亦充分发挥了各自的特长,如何世英、董晓初、王季儒、陈瑾等进入传染病院医治乙型脑炎,避免了后遗病症和并发症,发挥了中医治瘟病(即传染病)之长。如今的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以石学敏为带头人的针灸部,发展成为全国针灸临床研究中心。他们在针灸理论的基础上,利用现代的医疗设备对神经生理、病理和危重病人的临床抢救,从方法和指导思想都有新的突破,尤其是用“醒脑开窍法”针法治疗中风病,疗效高,有特色。该中心于80年代曾派人去亚洲、欧洲和非洲20多个国家进行学术交流,并举办培训班广泛传授经验。至1990年,全市中医从建国初的1294人发展到5358人,增长了3倍多;而且在门诊、住院、教学上已自成体系。

  天津市人民政府在贯彻中西医结合政策上讲究实际,曾先后组织400余名西医学习中医(称“西学中”),建立中西医结合队伍,创建中西医结合基地,即天津南开、长征两个中西医结合医院和天津急救医学研究所等。为从事此项工作配备了百余名技术人员,踏踏实实地埋头做临床、科研工作,取得的成果累累,突出的有:骨折、急腹症、急救、疮疡、皮肤病等。

  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其疗效优于西医,为世人所公认。这种结合先在天津人民医院开始,首先是请苏氏传人开科应诊,在骨科专家方先之的支持下,组成了以陶甫、尚天裕为主的研究组,集中西医之长,经过专家们的反复验证、比较,认为“广泛固定,完全休息”,不如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使其受损部位动静结合的效果好。经过30年(1960-1990)的临床实践,30余万份病例的分析、研究,总结出:“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医患合作”为中国骨折新疗法的治则;其治疗方法从小夹板局部外固定到抓髌器、跟骨靴、鹰咀钩、肱骨髁间固定器、平衡牵引固定等外固定支具系列化;发展道路是由简单骨折到复杂骨折,由骨干骨折到关节内骨折,由四肢骨折到脊柱骨折,由新鲜骨折到陈旧骨折,由闭合骨折到开放性感染性骨折。天津骨科正在向着创建一个源于中西医又优于中西医的中国创伤骨科学新疗法。此种疗法引起世界骨科专家们的关注。

  急腹症研究基地为南开医院(附设研究所),首任院(所)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咸中。吴当时为天津总医院外科医生,学过中医,从医治一例三次开刀的肠梗阻病人,试服“承气汤”而治愈开始,立志研究中西医结合这门中国医学。他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到新的岗位任职,经重新学习,广泛实践,虚心向老中医请教,老中医也从他的科学态度学到过去所未遇到的问题。就这样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临床中分析、探讨过上万份病例,使用了许多先进仪器和技术,潜心研究、论证,将外科传统的手术疗法,总结出急腹症分类、分型手术与非手术疗法适应症和治疗常规及治疗原则。截止到1990年,已探索出以法为突破口,“抓法求理”的研究途径,研制了一些方剂如“三黄片”等,效果显著;对其治则和方药的作用机理也有所阐明,对系统的理论研究,正进一步再实践再认识。

  急救医学的研究始于70年代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三衰”(心、肺、肾脏的衰竭)科。当时,国际上对于感染性多脏器衰损在四个脏器以上者病死率高达100%,其原因多与使用抗菌素与无抗毒解毒作用有关。1976年以王金达为主提出“菌毒并治”,用西药抗菌杀菌,用中药清热解毒,对严重感染性危重的病人取得优于当时用中医或用西医的疗效,治疗200例四个脏器以上衰竭者,病死率下降20%,损害四个脏器以下者成活率80%以上。1972年开始采用“中西医综合疗法”治疗各种病因导致的弥漫性血管内凝血500例,用药后48-72小时凝血现象恢复正常,出血停止,治愈率达87%;对于死亡率较高的成年人呼吸窘迫综合病,运用中医“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以“上清下泻”的中医治则,使用口服“凉隔散”,结合西医的各种“支持疗法”,疗效显著,治愈率:二级者100%,三级者80%,四级者60%。对中药用于急救的系列研究和自行研制的一些成方成药(含针剂)已有六七种,其临床效果较以往单用西医或中医的治疗方法收效大得多。

  70年代中期,天津的医疗技术迅猛发展,市卫生局根据全市的医疗现状做了人力、设备的调整和安排,选定33个具备条件(指专科技术)的单位,作为向高水平发展的特色(专业)医院。如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内分泌、神经、放射科;第二附属医院的泌尿科;第一中心医院的急救;天津医院的显微外科;南开医院的急腹症;河东医院的肝胆科;第一医院的肝病科;人民医院(今肿瘤医院)的乳腺科;长征医院的皮肤科;滨江医院的肛肠科;儿童医院的新生儿内科;胸科医院的心内外科;眼科医院的眼肌科;口腔医院的颌面外科;中心妇产医院的围产科;环湖医院的神经科;第三医院的老年病科;第四医院的烧伤整形外科等。这些医院的重点,从研究课题到人员、设备均做了调整,并不断组织培训各种专业人才。如举办骨科、肿瘤科、妇产科、儿科、泌尿科专科医师培训班,有的科属全国性,由卫生部委托举办。80~90年代派出出国进修人员每年有200名左右,多是主治医师以上的专业人员。到1990年,天津已有独立的科研机构3所,设在医院、医学院校的23所,共有专业研究人员1757人,研究水平逐年提高。如东方妇女骨盆常数的测量、放射医学、急腹症、骨折、急救医学的研究均为世界医坛所称道。在此同时,许多卫生院亦面向社会上的多见病,各自发展单项病的研治。

  天津的基础医学发展研究,经过改革、加强保障系统之后,使科研进程加快。到1985年,在353项科研成果中有15项属于基础研究课题。学术论文、专著不断问世,其中有国家级56项,市级52项。

  天津的医学教育事业,建校历史早,波折多,时兴时废,时迁时建。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在校生只有457人(包括大、中专学生),经过40年,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了人才培养模式,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办医学教育,加快人才的培养。在政府的扶植下,到1990年全市已建起中、西医高等院、校4所,中等医、药、护(含助产)校9所,共有在校生(中西医)11395人。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天津卫生界与国外卫生界交往频繁,引进来大批国际上的先进仪器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医院的床位和医护人员增加的速度加快,全市每年以1200张床位的速度递增;到1990年,全市人口为866.25万,医生(含中医)已有32034人,达到平均每千人有医生3.7人。床位达到35581张,平均每千人有3.85张(含郊县和市区)。在全国29个大城市中,天津由原来的第27位上升到第22位;病床使用率为87.9%,居全国第二位;病床周转率为13.1次;年人均门诊为4.9人次。

  在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医疗单位体制改革,如政企分离、院长负责制、控制药品消费、转变服务模式等,并大力提倡多形式的社会办医,如各医院之间的协作或设专科分院或专业科室,横向联合,扩大社会服务项目。多种服务形式的出现,使“家庭病床”不再是扩大为病人服务、解决住院难的主要形式。

  建国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天津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健康状况改善,人均期望寿命由1952年的45岁,提高到1990年的73.5岁。

  综观历史,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天津医药卫生有了显著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了更大发展。先后开展实行的专家高薪政策、高等医学教育、中西医结合、学科大协作、24小时门诊、家庭病床、分级分工医疗、防治“四病”、初级卫生保健网、社区医疗服务等均属开创性工作,走在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的前列,有些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在学科技术方面,脑系、肿瘤、妇科、骨科、儿科、急腹症、三衰(心、肺、肾)、眼肌、内分泌、肛肠等开展较早,基础较好,曾居于国内领先地位,成为全国培训专科人才的主要基地,迄今有些学科在国内外仍位于前列,享有较高声望。进入90年代,天津卫生改革开放的步伐更为加快,天津卫生事业一场巨大的变革正在世纪之交中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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