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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志
 序
 凡 例
 综 述
 大事记略
第一篇 管理机构
 第一章 旧政权管理机构
  第一节 常关和厘捐局
  第二节 津海关
  第三节 津海关道和津海关监督
公署
  第四节 输出入贸易管理委员
会天津办事处
  附录:中央信托局天津分局
 第二章 人民政权管理机构
  第一节 天津市对外贸易局
  第二节 天津市对外经济贸易委
员会
第二篇 出口货源
 第一章 货源结构
  第一节 市工业系统产品
  第二节 郊区、县、滨海区产品
 第二章 组织货源
  第一节 货栈收购
  第二节 洋行收购
  第三节 国家经营
第三篇 出口贸易
 第一章 商品结构
  第一节 解放前商品结构
  第二节 解放后商品结构
 第二章 出口市场
  第一节 解放前出口市场
  第二节 解放后出口市场
 第三章 出口贸易的经济地位
  第一节 解放前经济地位
  第二节 解放后经济地位
第四篇 进口贸易
 第一章 商品结构
  第一节 解放前商品结构
  第二节 解放后商品结构
 第二章 进口市场
  第一节 解放前进口市场
  第二节 解放后进口市场
 第三章 经济地位
  第一节 解放前经济地位
  第二节 解放后经济地位
第五篇 外贸服务
 第一章 运输
  第一节 海运
  第二节 陆运
  第三节 空运
 第二章 出口商品包装
  第一节 传统包装
  第二节 包装材料
  第三节 改进包装
  第四节 包装生产基地
 第三章 外贸服务企业
  第一节 运输仓储企业
  第二节 包装广告企业
  第三节 货源基地企业
第六篇 业务管理
 第一章 贸易管理
  第一节 进出口贸易管制
  附录:日军占领下的进出口管制
  第二节 许可证管理
  第三节 计划管理
  第四节 体制改革后的管理
 第二章 关税管理
  第一节 关税征管
  第二节 关税保护
 第三章 金融与外汇管理
  第一节 外汇银行
  第二节 汇兑
  第三节 外汇结算
第七篇 外贸企业
 第一章 早期外贸企业
  第一节 洋行
  附录:洋行名人
  第二节 华商贸易行
  第三节 进出口商同业公会
 第二章 公私合营进出口企业
  第一节 私营企业
  第二节 联营企业
  第三节 合营企业
 第三章 外贸专业进出口企业
  第一节 粮油食品企业
  第二节 土畜产品企业
  第三节 纺织服装企业
  第四节 轻工产品企业
  第五节 重工化工机械企业
 第四章 工贸企业
  第一节 综合性外贸企业
  第二节 轻纺类工贸企业
  第三节 化工冶金类工贸企业
  第四节 机电类工贸企业
  第五节 其它行业工(农)贸企业
 第五章 区县外贸企业
  第一节 滨海区外贸企业
  第二节 郊区外贸企业
  第三节 各县外贸企业
 第六章 外商投资外贸企业
  第一节 市区外资重点企业
  第二节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
 第七章 境外机构和企业
  第一节 贸易机构
  第二节 非贸易企业
第八篇 教育科研
 第一章 教育
  第一节 中等教育
  第二节 高等教育
 第二章 科研单位
  第一节 中国出口商口包装研究所
  第二节 天津市对外贸易局计算中心
第九篇 名 录
 一、知名人士简介
 二、历届市级以上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三、市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
附 录
 一、附 表
 二、文件辑录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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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天津,自元朝开始即处于漕粮转运中心河海衔接的地理位置,自明朝以后,成为华北水陆交通枢纽,逐步发展为中国北方的最大港口。

  清顺治元年(1644),清廷实行“禁海”,不许渔船出海。十三年(1656)元月,又颁布《申严禁海敕谕》,禁止民间海上贸易,海岸采取“立界移民”(又称移界)措施,强迁沿海居民,毁掉沿海民房、船只,以实现其“禁海”的目的。

  康熙年间,清廷重视天津的漕盐经济,康熙元年(1662)设钞关于河西务(现属武清县),四年(1665)移至天津,划归天津道管辖。八年(1669)将长芦盐政署从北京迁驻天津。十六年(1677)将长芦盐运使司由沧州迁来天津。二十二年(1983)十月,康熙敕谕立即“展界”,即允许被政府强迁移的沿海农、牧、渔民复归故土,十一月,又派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拉二人主持“展界”事宜。二十三年(1684)七月,宣布解除“禁海”,实行“开海”,并在广州、天津设立了海关,这是天津历史上最早的海关机构,只是征收内陆税。为了鼓励海上漕运,还允许漕船自搭南货北运贩卖,并给予宽免厘金待遇。

  康熙年间制定《开海征税则例》规定对“滥征关税”、“重困商民”的官吏依法严惩。与此同时,对海外贸易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从此海内外贸易渐趋繁荣,出现了“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的景象。

  鸦片战争失败后,咸丰十年(1860)十月二十四日,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增辟天津为通商口岸,天津被迫开埠。之后,帝国主义纷纷援例,随之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中德天津条约。

  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除增辟通商口岸外,各国在中国还享有“最惠国待遇”,包括在中国各地自由通商、关税自主等,把持中国海关大权。条约还规定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子口税”制度。所谓子口税,即内地通过税,在一次付税之后,就可以把进口货物运至中国内地的任何地方;同样在一次付税之后,也可以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运货出口。实行子口税制度以后,进口洋货只向海关交纳一次子口税,取得子口税单即可遍运全国,不再交纳其他税费。而同样的国产货物,在内地运销时,则须交纳远比子口税高的各种内地税,这样便使国产货无法与洋货竞争。至于出口土产,外国人也只须交纳一次子口税,便可将货物直运出口口岸,沿途不再缴纳其他税。出口货在运往口岸之前,需先向海关领取三联单凭以持赴内地,沿途即可放行。子口税的特权,只限外国人享受,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才适用于华商,故外国人常利用此特权,将三联单卖给华商以牟利。

  中国旧海关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海关总税务司署,各项命令全由总税务司传达。咸丰三年(1853)英、美、法三国组成中国“关税管理委员会”,天津条约规定“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确立了外国人对中国海关的完全控制权。咸丰十一年(1861)设立了天津海关税务司,首任天津海关税务司为英国人克士可士吉。天津条约第50款还规定:“嗣后英国之书,俱用英字书写,今后遇有文议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为正义”,于是海关行文具用英文书写。清政府曾在天津设置海关监督,实际上海关监督与海关税务司只限公文往来与签署会衙布告,海关监督对海关事务不能过问,也不能监督,机构形同虚设。外国人利用把持海关职务权,利用“估价房”对进出口货物自行估定价值,从而降低洋货,提高国货的定价标准,以海关缉私为名,为外国货轮提供走私和逃避关税的机会,还控制了船舶检验、领港、引水权等等。

  帝国主义的侵略,动摇了天津闭关锁国的经济基础,天津被迫开始了对外贸易。

  开埠后的天津,主要是进口货物的销售和集散市场,直接贸易并不重要,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天津口岸的直接进口在全国进口总额中还仅占2.81%,直接出口仅占0.27%,但通过天津销售的进口货,确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与天津“当河海之冲,为畿辅之门户”这一特点分不开的。同时,天津还具有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河南以及山东的北部等广大销售市场。

  天津开埠初期,鸦片在进口洋货中居第一位。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一日,到达天津的船只共215艘,其中英国船41艘,美国船19艘,其它船只155艘,共计夹带鸦片1482箱,价值948480关平两。大量鸦片输入天津,使英美商人获取厚利。据“天津条约”规定,鸦片可以“洋药”名义进口。从此,鸦片贸易合法后,天津鸦片进口形成逐年增加的趋势。咸丰十一年(1861)进口鸦片1482担,十三年(1863)进口3714担,占年天津进口额的36.4%;同治五年(1866),天津进口鸦片高达9162担,价值5768169关平两,占天津洋货进口额的33.4%,比咸丰十三年(1863)增加了1倍半。

  同治九年(1870)后,清王朝对鸦片进口采取了措施,以土产鸦片代替进口的舶来品,同时以征收鸦片种植税增加税收,以弥补进口税的损失。由于鼓励北方种鸦片,造成大量土产鸦片进入天津,同年天津鸦片的进口量减至5288担。国内种土产鸦片的地区不断扩大,除陕西外,已扩展至山东、广东、四川、云南等地区。同治十一年(1872)起,进口的鸦片降为4624担,并且价格也有下降。如印度产马拉瓦品种的鸦片价格,每担下降至520关平两。光绪元年(1875)仅进口3908担,光绪二年(1876)又降至3606担。天津鸦片进口及鸦片贸易逐年减少,已不占天津进口货物的主要地位。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迫使清朝在关税方面压低货价,减低税率,以进口棉纺织品为例,其新旧关税税率比较如下表:

  按上述税率进口,就更增强了英国棉纺织品的竞争能力。这一措施使英国的货物大量进入天津市场,其他国家如法、美、德等国家也仿效英国,将大量货物充入天津。

  棉布占进口洋货的第二位。同治二年(1863),天津进口各种棉布共达202316匹,价值1108822关平两,占洋货进口总额的16.24%。至光绪九年(1883),棉布进口量已达7958549匹,价值6322653关平两,占进口总额的61.44%。20年间棉布的进口量增加14.6倍。

  毛呢及毛制品占洋货进口的第三位。同治二年(1863)为932匹,价值10740关平两。至光绪九年(1883)增至29338匹,价值439159关平两,占进口总额的4.27%。毛呢及毛制品的进口量增加31.4倍。

  还有五金类(铅、钢、铁、锡、铜)、火柴、糖、煤油、铁路器材等。从洋货净进口额(扣除复出口)来看天津洋货的增长情况,由同治四年(1865)的6775928关平两,增至光绪二十年(1894)的13699283关平两。

  同治四年至光绪二十年(1865-1894),天津的洋货进口在全国主要口岸中由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上海。

  天津开埠初期,出口商口是以原材料和土特产品为主。外国商人以低价从中国内地购进原料,再以高价售至国外,比单纯从外国进口洋货更有利可图。同时,天津口岸有其独特的地理条件,主要依靠从华北及附近地区的收购大量农畜土特产品,再输出国外,从中获得厚利。由于这种情况,天津口岸的大宗原料及土特产品的输出开始增长。

  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九年(1861-1870),天津出口货物仅有黄花菜、药材、火石、红枣、乌枣、鹿茸、核桃、毛发、鱼骨、香菌、葡萄干、大黄、棉花等,出口量有限,不及贸易总额的十分之一。

  天津自同治九年(1870)实行内地子口税“三联单”制度后,洋行不再受清廷收税的约束,出口量有所增长。光绪六年(1880)以后,天津外商利用子口税、三联单的优越条件派人赴内地各省大量采购,输出量逐年增加,主要是输往美国。

  同治四年至光绪二十年(1865-1894),天津口岸土货出口净值增长了将近7倍,从居全国各口岸第十一位上升至第六位。

  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风波过后,李鸿章由沪来津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洋务运动的政治中心北移,进一步提高了天津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地位。李鸿章在天津集中了全国大部分资金和一批洋务人才,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军工、交通和电讯建设。外商银行为争夺对华投资份额,也纷纷来津设立分行。随着城市近代化步伐加快和内地交通状况的改善,天津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加快了。出口值从同治九年(1870)的698645关平两猛增至光绪九年(1883)3317666关平两,增长3.75倍。土货直接出口值由同治十二年(1873)占全国土货直接出口总值的0.28%,增至光绪九年(1883)的5.22%,居全国出口第六位。

  天津开埠后,西方列强在天津强占租界,外国商人纷至沓来,洋行风起林立。咸丰十一年(1861)在天津外商有林德赛公司(Lindery&co)、麦多士公司(MeadoWs&co)、菲利普和穆尔公司(Peailippe&Maoreco)、怡和公司(GaraineMatheron&co)4家。同治六年(1867),在津开设的外国洋行已达17家,计英商9家,俄商4家,德商2家,美商1家,意商1家。1936年,各国在天津的各类洋行达982家,其中日本689家,美国96家,英国68家,德国43家,俄国26家,法国22家,其他国家38家。驻津的外国商人由咸丰十一年(1861)13人增至同治六年(1867)112人,其中英国58人,美国14人,德国13人,俄国13人,法国10人,意大利2人,瑞士1人,丹麦1人。

  天津开埠初期,洋行分布在旧城的东城墙和东浮桥一带,以宫北街居多。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发生后,外国人及洋行纷纷从旧城地区迁入租界,至光绪十四年(1888),仍有部分洋行设在旧城地区。洋行拥有船只与仓库,可直接购人欧洲货物和中国土货产品。购进的洋货大量输入天津,使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同时,又将中国的土货产品输出天津、上海等港口再运往国外,从中获取暴利。这些洋行又依靠不平等的关税制度,进一步垄断了天津的进出口贸易。

  各国洋行为了推销洋货及采购出口土货,必须依靠华籍中间人进行。这种“中间人”即称“买办”(俗称“华账房”)。天津买办由洋行业务的开展应运而生。天津洋行的早期买办来源有两种:一种是来自外地广东和宁波具有贸易经验的人,通过同乡关系引进洋行从事买办或账房工作,形成了“广东帮”、“宁波帮”两大帮派。另一种是在天津就地培植起来的买办,其中有许多是外国洋行仆从中提拔为买办。天津号称“四大买办”的有怡和洋行的梁炎卿、太古洋行的郑翼之、泰来洋行兼道胜银行的王铭槐、汇丰银行的吴调卿。这些买办,不仅为洋行推销洋货,还帮助他们推销鸦片和军火,并垄断了航运,为洋行赚取巨额利润,从中获得高额佣金。买办的作用是保证中国商人交货时的信用。例如,洋行按水洗和打包条件购买原毛时,交货后经过洗涤和打包获得净货,均由买办在重量单上签字证明,洋行按照净重支付华商货款。天津买办一面为洋行效力,一面利用熟悉国内情况和洋行的资金实力,在原来行栈的基础上逐步建起自己的购销渠道,聚敛了大量财富,客观上为以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积蓄了近代企业的管理经验。

  外商洋行、买办还垄断天津的航运业务。如英商怡和、太古洋行,从成立时起一直控制天津港的远洋和沿海的航运业务。

  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外国资本大量向天津经济各部门直接投资,并利用在天津开办的银行借款给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之前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就向英国的汇丰、德国的德华和俄国的道胜三家银行,借白银254万两,修筑津卢铁路(天津至卢沟桥),洋行又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辛丑条约之后,洋行更变本加厉地在天津设立工厂。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津的外商工厂和企业已有24家。其中英商18家,德商3家,法商1家,比商1家,日商1家。投资最多的是比商电车、电灯公司,为250万元。日本强占租界之后,在天津开办规模较大的工厂企业有生产玻璃器皿的茂泰洋行(1902年成立),生产骨粉的武斋洋行骨粉厂(1904年成立),北洋火柴公司(1909年成立)和东亚烟草公司(1913年成立)等。

  这一时期,天津口岸主要的进口货物是棉织品,其次是毛织品、五金及日用品等,鸦片已占次要地位。其中棉布、棉纱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升为33.24%,光绪二十四年(1898)糖占总进口的19.44%,居第一位。随着清廷修筑铁路,铁路器材进口量大增,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占洋货直接进口总值的25.74%,居当年的首位。是年,鸦片进口量为9担,仅占进口总值的0.14%。

  这一时期,天津口岸出口商品结构有显著的变化,主要的品种有绵羊毛、药材、酒类等,自咸丰十一年(1861)开埠初期算起,天津直接进口贸易比较少,到光绪二十年(1894),天津口岸的直接进口在全国进口总额中仅占2.81%,直接出口仅占0.27%。光绪二十一年(1895)后,天津口岸对国外直接贸易有了重要发展,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天津口岸直接与国外的贸易超过了由上海转口的贸易值,从此,直接进出口贸易逐步代替了转口贸易。棉花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出口品种之一,宣统元年(1909)不到4000担,三年(1911)猛增到387441担。棉花猛增的原因,主要是国内严禁鸦片种植改种棉花,国外美棉歉收,价格高昂,日本需棉量又增加。因此,棉花出口成为天津口岸直接贸易增长的显著特点。

  光绪十五年至二十五年(1889-1899),天津口岸的贸易额与10年前比较,增长123%,进口总额已达87732223关平两。天津口岸的贸易额已超过广州口岸,仅次于居全国首位的上海口岸。

  这一时期,天津口岸进出口贸易上升,除了帝国主义各国在天津加紧经济侵略之外,利用破冰船于冬季破冰,使天津港能够长年通航,腹地铁路的修建改变运输条件,这些都是促使天津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原因。天津的直接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无论规模、条件在全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均次于上海,高于全国其他口岸,成为中国第二大商埠。

  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895-1911)天津口岸进出口贸易的特点是:(1)到达天津的进口货物绝大多数不是直接来自生产国家和地区,而是由上海等沿海口岸转运而来的,天津从上海转口的外国进口货物,比直接来自香港与国外的货物多3倍;(2)转口贸易多于直接进出口贸易;(3)进口大于出口,巨额入超,使天津口岸白银大量外流。(4)进出口贸易大部分控制在外商手里,由英商太古、怡和、美商花旗洋行进行转运。

  这一时期,进出口贸易额增长较快。进口总额由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5367536关平两,上升至光绪十五年(1889)14255209关平两,约增长266%。出口总额由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549941关平两,上升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833833关平两,约增长152%。但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由于八国联军入侵天津,进口总额下降至3768418关平两,出口总额下降至38782关平两。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进出口总值又逐渐回升,其中进口总额回升至31463208关平两,出口总额回升至7595982关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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