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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志·粮食卷
 序
 凡例
 综述
 概述
 大事记略
第一篇 明清及民国时期的粮油业
 第一章 漕运
  第一节 管理机构
  第二节 漕粮转输
 第二章 粮政管理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粮政
 第三章 市场
  第一节 粮食市场
  第二节 油脂市场
 第四章 价格
  第一节 自由价格
  第二节 配售价格
 第五章 粮油进出口
  第一节 进口
  第二节 出口
 第六章 粮油工业
  第一节 制粉
  第二节 碾米
  第三节 榨油
 第七章 行业组织
  第一节 三津磨房同业公会
  第二节 米业同业公会
  第三节 斗店业同业公会
  第四节 杂粮业同业公会
  第五节 面粉业同业公会
  第六节 油业公会
第二篇 人民政权的粮食机构
 第一章 市级主管机构
  第一节 建制演变
  第二节 内部机构
 第二章 市属企事业机构
  第一节 市级公司
  第二节 基层企业
  第三节 事业机构
 第三章 区县机构
  第一节 区级机构
  第二节 县级机构
  第三节 基层企业
 第四章 党团工会组织
  第一节 共产党
  第二节 青年团
  第三节 工 会
第三篇 粮油经营
 第一章 城镇粮食供应
  第一节 口粮供应
  第二节 行业用粮
  第三节 食品经营
  第四节 票证管理
  第五节 军粮供应
  第六节 销售服务
 第二章 农村粮食购销
  第一节 购销政策
  第二节 粮食收购
  第三节 粮食销售
  第四节 农场购销
 第三章 粮食调拨运输
  第一节 省间调拨
  第二节 市内调运
  第三节 进口粮接转
 第四章 粮食仓储检验
  第一节 仓储设施
  第二节 粮食保管
  第三节 粮食检验
 第五章 油脂油料经营
  第一节 农村购销
  第二节 城镇销售
  第三节 调运储藏
  第四节 小油料出口
 第六章 饲料经营
  第一节 管理
  第二节 购销
  第三节 资源
 第七章 粮油议购议销
  第一节 经营部门
  第二节 议购
  第三节 议销
  第四节 储存
第四篇 粮油工业
 第一章 粮食加工
  第一节 企业演变
  第二节 工艺设备
  第三节 生产管理
  第四节 经营效益
 第二章 油脂加工
  第一节 生产
  第二节 工艺
  第三节 综合利用
 第三章 饲料加工
  第一节 生产
  第二节 产品
  第三节 效益
第五篇 综合管理
 第一章 计划统计
  第一节 计划
  第二节 统计
 第二章 粮油价格
  第一节 粮食价格
  第二节 油脂价格
  第三节 议购议销价格
  第四节 价格管理
 第三章 财务会计
  第一节 管理体制
  第二节 资金管理
  第三节 费用管理
  第四节 工业成本管理
  第五节 会计核算
  第六节 财政补贴和利润分配
 第四章 劳动人事
  第一节 职工队伍
  第二节 职工管理
  第三节 劳动保护
  第四节 职工工资
 第五章 基建与物资管理
  第一节 基建管理
  第二节 投资效益
  第三节 物资管理
第六篇 科技与教育
 第一章 粮油科技
  第一节 科技机构
  第二节 科技成果
  第三节 技术改造
  第四节 产品检验
  第五节 科技情报
 第二章 教育
  第一节 教育管理
  第二节 职前教育
  第三节 职工教育
  第四节 基础建设
  第五节 交流协作
第七篇 企业整顿与体制改革
 第一章 企业整顿
  第一节 组织实施
  第二节 整顿效果
 第二章 体制改革
  第一节 厂长(经理)负责制
  第二节 栈租制
  第三节 “两权”分离
  第四节 “盈亏分线”
 第三章 企业升级
  第一节 升级标准
  第二节 实施步骤
  第三节 上等级企业
第八篇 名 录
 一、市级粮食管理机构党政负责人
 二、出席历届中共天津市代表大会代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委员
 三、全国、中央部级和省、市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四、全国、中央部级和省、市级劳动模范先进集体
 附录
 优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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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市场

  一、市场沿革

  明永乐二年(1404)天津建卫以后,不仅成为漕粮转输枢纽,也逐渐成为商品粮的集散地。在三岔河口一带出现了为适应漕运军兵、卫所官军及家属日常生活需要的摊贩,粮食商业随之发展起来,“贩粟者至自卫辉、磁州并天津沿河一带,间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皆辇致之”。

  宣德至成化年间(1426至1487),天津城里有5个集市,分布于城中及东、南、西、北4个城门附近。弘治六年(1493)复添5集1市,几乎天天有集进行交易活动。“卫城东门一带,紧傍河海交汇之处,履河浮海的漕船、商船多在此停泊”,成为天津早期的商业中心。北门外是南北运河相衔之口,粮船及商舟在此停泊。“城西北沿河一带,旧有杂粮店,商贾贩粮百万,资运京、通,商民均便”。河东大直沽一带,系海道入津通道,“新创杂粮店,商贾贩粮,通济河东一带村庄”。

  清康熙初年,天津粮食紧张,粮价高昂,清政府接受天津塘沽海上官纲户郑世泰之建议,开海禁,允其“用海舟贩运奉天米谷,以济津民”。康熙三十五年(1696)令海商运米天津,正税之外,免其杂课。乾隆四年(1739)五月“谕令商贾等将奉天米石由海岸贩运,以济畿辅”。是年十月,“命嗣后奉天海洋运米赴天津之商船,听其流通,不必禁止”,因而奉天贩运粮食大为增加,初运牛庄(今营口市)米、豆,岁只7200石,“嗣益锦、宁、广、义四州县,视前几加三倍”。据嘉庆四年(1799)统计,仅天津县“向来以商贩东省粮石营生者,每岁约船六百余只,每船往返四五次或五六次不等”。随着海禁的放宽及里河运粮的发展,为天津粮业的兴起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道光、咸丰年间,天津先后形成了5个较大的粮食集市:

  (1)西集。在城西门外,南运河岸永丰屯(今红桥区芥园街、怡和街一带)。

  (2)北集。在北开子牙河畔(今新大红桥以下南岸)。

  (3)丁字沽集。在今红桥区丁字沽一带。

  (4)宜兴埠集。后因河道变迁此集自然消失。

  (5)东集。在城东门外(今河北区粮店街一带)。

  在集市上进行交易者为粮食商贩、零售粮商及经纪人。每逢粮食收获季节,粮食商贩便到海河5大支流沿河各集相机收购,用船运至天津停靠集市,通过经纪人将粮食售给零售粮商,零售粮商再通过磨房加工后向用户出售。

  随着天津的发展,集市交易的方式已不能满足粮食流通的变化,需要给粮食交易提供稳定的交易场所、储粮地点以及粮食商贩的住宿设施,道光、咸丰年间便出现了斗店。咸丰五年(1855)前后,三岔河口以下大口一带(今河北区粮店街)又新出现了一种经营粮食的行业——斗局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天津粮业受到摧残,斗局子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批发粮商是大米庄。

  宣统元年(1909)海上贸易渐通,国外小麦粉输入增多,天津粮业于1913年在河东大口瑞兴昌设立了天津市第一个米面交易市场——大口交易市场。民国初年,由于经营粮业者日增,大口交易市场不敷应用,1917年便迁至东河坝成立米面露天交易市场。此后,随着铁路和海运粮食的增加,天津出现了为客户代运、代购、代销的粮栈。粮栈的出现打破了大米庄对粮食批发的垄断。

  1917年西河大水,天津东集4家斗店被淹停业。西集、北集的斗店,加上丁字沽和自万国桥(今解放桥)至大连码头的河坝杂粮零散市场,构成了天津杂粮交易市场。

  1921年,受上海证券交易所投机风潮的影响,天津成立了天津粮食花纱布匹皮毛证券交易所,1922年正式营业,4月至5月间即因交易所内资金被直隶省省长曹锐提走80万元(银元)而停止拍板成交。交易所虽有粮食业务,但因无现货交易,各大米庄也未参加经营,对天津粮业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1930年,天津进口小麦粉、沪粉、南米交易量日增,露天、分散的交易市场不便管理和经营,遂租借金城银行仓库开设面粉交易市场。

  1937年1月,天津各面粉厂及经营沪粉(亦称申粉)、进口小麦粉的行号发起并组织了中国机制面粉天津交易股份有限公司,“七七”事变前因时局紧张,物价飞涨,而停拍交易。是年7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天津后,天津面粉市场和河坝杂粮零散市场陷于停顿,至1938年春始恢复交易活动。是年在日伪政权操纵下,在启泰栈建立了杂粮交易市场。

  1939年夏,日本侵略军突然封锁了天津英、法租界,地处法租界的面粉交易市场的交易活动受到限制。不久,租界外的粮食零售商在海河东岸(今海河广场一带)临时组成露天面粉市场,以招引租界内的粮食批发商进场交易。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为大量抢购粮食,成立了伪“华北助成公司天津分公司”(即粮食交易所),以日商三井、三菱、米谷组合为首,责令天津粮商、货栈参加,进行现粮和期货交易。

  1942年6月,日伪政权在天津实行粮食配给。1943年勒令面粉、杂粮市场一律关闭,停止交易,直至日本投降。

  抗日战争胜利后,天津粮食批发业处于停滞状态,只有部分“跑单帮”和批发粮商采购的杂粮在南门外“单帮市场”出售。

  1946年下半年,启泰栈杂粮市场恢复交易。是年7月进口小麦粉涌入天津,1947年金城银行仓库面粉交易市场也逐渐恢复交易,直至天津解放前夕停止。

  二、主要市场

  (一)杂粮批发市场

  斗店 斗店诞生于清道光、咸丰年间,是一个经营粮食的特许行业。是时,经营粮食须经户部或地方官许可并领取“部帖”(许可证)方可经营,每领1张“部帖”纳白银500两。清廷对各地开设粮行的数量也予以限制,经特许开设的粮行,受官方的保护。凡外来的粮商入境后须先投奔粮行,如直接兜揽生意,销售粮食者,则一律驱逐出境。天津斗店即是这种特许粮行。

  天津第一家斗店是在清道光年间(1821至1850)开业的怡和斗店,位于天津西集永丰屯御河(即南运河)南岸,从创立起到1936年,曾先后更名为怡和顺、怡和公司、怡和馨、怡和馨同记、怡和斗店万记有限公司、怡和斗店新记有限公司。

  到清朝末年,天津西集、北集、东集各有4家斗店。民国以后,政府取消了对斗店的特别保护,在粮业竞争中斗店数量逐渐减少,及至1917年西河大水,东集斗店被淹,因损失严重而停业。到1926年天津斗店业同业公会成立时共有斗店7家,即:同顺永、万春新、华丰裕、同孚新、怡和公、北同丰泰、西同丰泰。1929年北同丰泰、西同丰泰相继停业。到1932年仅存西集的怡和公、同孚新、华丰裕、北集的万春新、同顺永5家斗店。

  斗店的兴起,逐步取代了早期的粮食集市交易。斗店自为一个市场,斗店的天井为交易中心,在天井中列桌数行,桌上陈列小样,并标明粮食品种、货主姓名、可供数量、价格。每日上午8时至11时为交易盛时,买主与经纪人沿桌看小样,一俟交易完成,卖主或其代理人即携买主至露天积场验货,过斗交割。

  天津斗店交易的粮食有芝麻、大米、小米、小麦、高粱、玉米、豆类。卖主多为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辽宁等省粮客或乡间农民。买主多是本市米面铺、油坊、面粉公司以及外埠粮商。

  斗店在天津粮食市场中占有重要位置,民国以前,是天津主要的粮食交易市场。斗店的经营特点是:粮食成交后从中收取佣金;粮食储存与保险;为粮客作抵押放款从中赚取利息差额;为买卖双方提供信用担保;提供住宿以招揽粮客。

  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淞沪战争,1933年日本侵略军占领热河,骚扰华北,这些都使粮食的运输、交易受到影响,成交量逐年下降。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伪政权首先对小麦实行统制,天津斗店的成交量进一步下降,1940年较1936年减少13.74万石,其中小麦减少3.3万石。由于斗店是天津传统的杂粮交易市场,故在日伪政权对米面逐渐加以控制的情况下仍能勉强维持经营。据1941年统计,在天津市场成交的谷物中,5家斗店成交量占1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政权加紧了对粮食的统制,面粉交易市场被取缔,唯有经营杂粮交易的斗店和丁字沽粮栈还得以勉强生存,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斗局子 清咸丰五年(1855),在天津三岔河口以下大口一带,出现了一个新兴的粮食行业——斗局子。斗局子是内局商号,只做批发,不做零售。斗局子摒弃了粮商不设铺面的流动性,同时吸收了斗店存粮待售的经营方式。它前有铺面,后有仓库,兼营粮食采购、运输、储存等业务,是为天津粮食批发商业的萌芽。

  咸丰十年(1860)天津开埠通商后,人口剧增,粮食需求量增加,粮食行业随之兴盛起来,斗局子的数量逐步增多,经营规模由小变大,粮食采运地点也由近及远。冯姓开设的“成”字号斗局子,从咸丰五年(1855)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最盛时发展到8家,俗称“八大成”(注:现有资料只有成发、成益、成兴、成庆、成通、成祥、成安7家),其中以成发号为津门斗局子之首,职工最多时有30余人,经营近90年。

  斗局子的经营方式,通常是通过经纪人将采购的粮食批售给本市和近郊的粮食零售商(米面铺、磨房),零售粮商亦可直接到斗局子批发。过斗、结算都在局号内进行。

  斗局子采购粮食以南运河沿岸为主,西河(子牙河、大清河习称西河)次之。南运河流域的采购地点由德州、临清、大名直至道口。采购的粮食运津后先期存于本号,以后则改存西集、北集斗店,以减少盘倒搬运之劳。

  斗局子的兴起促进了天津粮食交易,使很大一部分粮食行商发展为住在斗店的批发粮商,因之斗店业随之发展,新的斗店相继出现。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在北集、西集先后开办的斗店有庆长顺、华丰裕、公义、万春等。北集、西集逐渐成为沿河的大型粮食交易市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犯天津后,斗局子的经营开始走下坡路,号称天津粮业的“八大成”也仅剩下三四家,斗局子又逐渐为大米庄所代替。

  启泰栈市场 启泰栈原在太古码头。1917年天津开辟河坝杂粮露天交易市场后,由于启泰栈收入杂粮较多,逐渐演变为杂粮交易市场。启泰栈为太古公司的一个货栈,不是独立的经营单位,其资本多少无定额,全由太古公司支付,太古公司只派经理1人经营,一切经营方针、涉交事宜均由太古公司决定。该栈占地7亩,为露天积场,以编竹为篱,可储粮12万石,有瓦房3间,其中1间办公,2间为交易用房。启泰栈前有海河可通渤海,后有铁路支线以达北宁、津浦铁路,交通便利,东北、西北诸省之杂粮,皆能聚集于此栈,交易十分繁盛。

  启泰栈的职能是:代客储存杂粮从中收取栈租;为粮商提供交易场所;为粮商代办保险;义务代客买卖粮食。实际上启泰栈是一个储存杂粮的货栈,而不像斗店具备住宿、中介交易、信用担保、抵押放款等职能。在启泰栈储存、交易的杂粮以绿豆、高粱、小米、玉米为多。卖客多来自山西、察哈尔及东北诸省。粮货到津后储于栈内,粮商则住于客栈或粮栈,待价而售。买客则为“湖广帮”、“山东帮”和天津海下一带的粮商及天津之磨房、酒坊、油坊的人员。

  启泰栈的经纪人来去不定,约有30余人,栈中一切交易均由经纪人中介而成。由于启泰栈具有现款交易,使用三厘秤(每斤当1.1025斤),省时省费,交通便利,运输成本低,地处租界可蠲免杂粮牙税等优越条件,所以杂粮交易日益兴隆。据1932年统计,启泰栈杂粮成交量为25.7万石,占天津杂粮成交量的1/6。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河坝杂粮交易市场停顿。启泰栈经理屈秀章集资2万元(中央票),约合小麦粉1万袋,成立庆记启泰栈,于是年9月正式开业,翌年经杂粮业同业公会指定为杂粮交易市场。由于屈秀章有日本特务机关作后盾,加之启泰栈地点适中,交通便利,经营方式灵活,该栈便成为天津最大的杂粮交易中心。其经营范围,除小麦粉以外所有粮食无不包括。主要经营方式是:代客垫款,垫付粮款不超过货价的50%,按日计息,利率高于银行折息;代客报验,出口粮食的合格证、质量签单等由栈方派人代办;为客户代办出口粮食报关,办理纳税手续,保证不误船期;提供其他服务等。启泰栈杂粮交易市场以小站银坊稻、北河小米、沙流河元玉米、吉林满仓金大豆、明光毛绿豆、南宿州芝麻为标准货,其他地方产品则按比例缩价。

  1943年,日本侵略军败局已定,天津四外粮源断绝,启泰栈杂粮交易市场无生意可做,直至日本投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产区粮食陆续运津,启泰栈杂粮交易市场于1946年下半年恢复交易。其后爆发内战,通货膨胀,交通阻断,南粮北运又受南京国民政府限制,故天津粮源日益减少,启泰栈杂粮交易市场遂以囤积倒把,买空卖空为主,天津市政府社会局粮食经济科派员常驻启泰栈杂粮市场监督成交也无济于事,直至天津解放前夕。

  丁字沽市场 丁字沽位于天津北乡,沿北运河岸,清末是天津5个粮食集市之一。北运河及永定河两岸出产的杂粮,大都以丁字沽为集散地。北运河沿岸之玉米、高粱,永定河之豆类等,收获后由农民运至丁字沽集市客栈,自带小样上市待售。天津四乡之杂粮商来丁字沽销售者也日渐增多。买主多为天津城内的米面铺和外埠粮商,交易日益兴盛。光绪二十六年(1900)丁字沽开设第一家经营杂粮的永发号粮栈。到1926年丁字沽粮栈增至6家,但规模都很小,资本多为当地农民及财户集资。其经营方式颇似货栈。其后交易量增加,粮栈除代客买卖外亦自任买卖。到1933年丁字沽粮栈已增至10家,共有房屋156间,每家少者8间,多者36间,供售主住宿及储存杂粮用;职工共56人,每家少者4人,多者8人。到1935年还有8家,但已成为天津北乡初具规模的杂粮交易市场。1932年丁字沽粮栈共收进杂粮31.24万石(其中玉米19.39万石,占62%),销售24.45万石(其中玉米15.71万石,占64.2%)。1933年成交量为24.4万包,1934年为65.6万包,1935年为56.9万包。

  丁字沽粮栈以杂粮交易为主。在交易中为售粮者提供住宿及储存粮食之便利;代客户买卖杂粮;以存栈粮食市价的半数为限向卖主提供短期信贷。在1931年厘金(厘捐)制度未废止前,丁字沽粮栈还代客缴纳通过税。1931年6月厘金制度废止后,粮栈每年按其成交量摊纳牙税。

  丁字沽粮栈有经纪人约20人,每日往返于市内与丁字沽之间,接受米面铺之订单,报告丁字沽杂粮市场的交易情况,担保货样之真纯及清付货款之责。由于丁字沽市场杂粮价格便宜,成交后概付现金,天津米面铺来丁字沽购粮者十分踊跃。粮栈收入主要是粮食成交后收取的佣金,每包杂粮7分,除纳税外所得3.5分。此外还有短期贷款之利息差额,每月为1厘至2厘。

  到1937年日本侵略者占领天津后,由于实行粮食统制,丁字沽杂粮市场便逐渐萎缩。

  (二)大米批发市场

  河坝米市 清宣统三年(1911)以后,天津的米面需求量逐渐增加。市场上的大米除天津以东海河沿岸每年可提供大米10万至20万石外,大都来自湘、赣、苏、皖等省以及香港、台湾、西贡、仰光等地。这些大米多经海运至津,卸在海河沿岸的大通、直东、北方3个码头进行交易。1930年,政记轮船公司为招揽大米的运输业务,减轻大米的运费,与福中公司商定,凡政记轮船公司承运的大米都在福中公司傤储栈起卸,便于粮商提存。此后,大米交易市场遂由大通、直东、北方3个码头转移至傤储栈码头。傤储栈有仓库3座,露天货场1个,占地50亩,临近铁路,便于运输,大米交易十分活跃,日成交量达三四千包,其中进口大米占多数。是时,傤储栈基本上操纵了天津米市,其交易价格成为天津米业之标准。

  1934年中国开始征收进口税,国外进口大米数量锐减,傤储栈大米库存下降,所收栈租寥寥无几。福中公司遂将傤储栈栈房(地基17亩,仓库3座)以月租2200元(银元)租与政记轮船公司。1935年春,政记轮船公司自营货栈开始营运,由于管理不善,加之运费较怡和、太古及招商局高,栈租费又自入库之月起计,粮商感到不便,大米交易市场又逐渐转移到怡和、太古、招商局码头。1937年天津航业公司开辟九号码头起卸大米,进行交易。至此便形成了以怡和、太古及九号码头为主体的河坝大米交易市场。

  河坝大米交易市场,卖方为经营大米批发业的粮栈、大米庄,买方多为天津大米庄及外埠粮商。经纪人约有四五十人。经纪人须向米业同业公会注册,缴纳50元至100元(银元)押金,始能在河坝米市进行中介活动。交易时间为每日上午8时至11时,最盛时参加交易者达200人至300人。参加交易的大米庄、粮栈携带小样,经纪人中介成交后,买主即至米囤看大样,如与小样相符,卖方即发给买方运送证,买方凭此证过秤起运。河坝米市多以现款交易。

  1934年中国开始征收进口税后,河坝米市日均成交量由1933年的2264.93石下降至1935年的1318.24石。在成交量中,国产大米占有的比例由1932年的14%上升到1934年的76.9%。1934年在国产大米成交量中以江苏无锡大米为多,占86.81%。

  “七七”事变后河坝米市停顿。1937年9月庆记启泰栈成立后,大米也列为启泰栈交易范围。嗣后河坝米市逐渐恢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米、小麦粉进口中断。1942年伪“天津特别市公署社会局”宣布节制大米。1943年成立伪“米谷统制委员会”,将大米、小麦粉列为禁品,限制自由买卖。河坝米市随同面粉、杂粮交易市场均告消失,直到1947年才又恢复。

  大米庄 天津最早的大米庄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前后开业的义生源、公兴存、仁义和。大米庄除沿袭斗局子在海河各支流采购运销并加以发展外,还扩大了采购地区,北起长春,南达上海、香港,既在国内采运销售大米,又经营国外大米的进口业务。民国建立后,废除了政府对斗店、斗局子的特权保护,为大米庄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沪粉北上,大米庄的小麦粉经营量有所增加,因而大米庄发展很快,几乎垄断了天津粮食批发业。到1930年已有50多家,规模较大者在上海设庄采购的有二三十家,规模小者则自天津米栈、粮栈就近采购。大米庄之销售对象,规模大者多向外埠粮商批发,规模小者多售予天津之米面铺。

  1933年,天津共有大米庄43家,资本总额93.95万元(银元,下同),平均每家21848元,其中资本额在1.5万元以上者共22家,资本总额88.9万元。在43家大米庄中专营米业者1家,专营小麦粉者2家,米面兼营者40家。据1932年对41家大米庄调查,大米年购入量为2222004石,销售1680056石,年终存货541948石,为购入量的24.4%,平均每家购入54195石,销售40977石;经营小麦粉的42家大米庄购入小麦粉2109574袋,销售1718427袋,平均每家购入50228袋,销售40915袋。

  1933年以后,中美签订棉麦大借款协议,大量美麦、美粉涌进中国市场。由于天津大米庄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信息不灵,大量购进美粉,但美粉价格日益下跌,每袋由1932年的3.2元左右跌至1934年的2元,仅河坝交易市场小麦粉库存就达800万袋无法脱手,造成一些大米庄赔累歇业。

  1934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加紧了对东北经济的控制,东北各省资本家纷纷向关内转移资金,挤入天津粮食批发业。这部分粮商经济实力雄厚,经营的胆略又大,打破了天津大米庄30年来对粮食批发业的垄断,迫使大米庄由采购运销为主逐步转向囤积投机获取厚利。到1936年天津尚有大米庄20家,其中纯系大米庄的有14家,即:公兴存、义生源、德发、同聚公、义聚和、益庆源、成发、德恒、义生和、庆成裕、益生、元昌、弘丰及瑞生德,其余皆为兼营大米业务。20家大米庄资本总额49.4万元,平均每家24700元,其中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有12家,资本总额45.5万元。1936年,天津大米市场主要被“山东帮”的新昌盛、兴隆栈、长发行、通和公4家粮栈所操纵。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市场游资充斥,因沪粉、进口小麦粉仍能源源运津,所以掀起囤积小麦粉投机的狂潮。大米庄随着投机风潮出现了虚假繁荣,经营量有所增加。据日本北支那经济调查所天津调查分室统计,到1940年5月,天津大米庄已增至74家。1940年美国宣布停止向日本占领区输送物资,驻津日本侵略军强行收买天津近郊所产稻谷。1942年大米实行统制。1943年大米、小麦粉被日伪政权列为禁品,大米庄的经营日趋萧条。

  粮栈 天津的粮栈始设于民国初年,主要是为粮商提供住宿和运输服务,从中收取佣金。由于国外及华南输入天津之粮食日增,且都储存于车站、码头,所以促使粮栈业不断发展。1932年,天津已有6家粮栈,即:荣庆、同和兴、源丰厚、兴隆、长发行、通和公。前3家专营粮业,后3家除经营粮业外还从事其他货品交易。这6家粮栈的粮食大都储存于傤储栈,自有仓库者只有2家粮栈,仓容量为3万石,作为临时周转之用。

  这6家粮栈的粮食营运都有一定区域。北区为北平、通州、绥远一带,由兴隆、通和公、长发行经营;东区为东北三省,由同和兴、源丰厚、荣庆经营。粮栈以经营大米为主,佣金按售价2%提取,栈租每季每石收银2分。

  粮栈的粮食交易量约占全市成交量的1/10。1930年天津粮食收进量为1366.8万石,其中6家粮栈收进量128.7万石。1932年6家粮栈收进大米76.2万石、杂粮15万石、小麦粉27.53万袋,销售大米53.8万石、杂粮12.2万石、小麦粉20.8万袋。

  以上6家粮栈平均资本额为8.67万元,较大米庄经济实力雄厚。粮栈之大米交易规模亦大,在天津大米市场中占极重要地位。到1936年,粮栈已由初期提供住宿、运输服务为主,代客买卖为辅,逐步改变为以代客买卖为主,代客运输为辅。

  天津的粮栈虽有兴衰、更替和改组,但到1936年仍保持6家,即:新昌盛、兴隆、通和公、长发行、同和兴、源丰厚。前4家专营粮业,以米面交易为主,为山东人经营;其余2家除粮业外还兼营他业,具有货栈性质。经过演变,粮栈的职能也日臻完善,如代客买卖,提供短期贷款,代客储粮,代办保险等。

  粮栈交易以大米为主,小麦粉、杂粮次之。1936年,由“山东帮”经营的新昌盛、兴隆栈、长发行、通和公4家粮栈操纵了天津的大米交易,其中新昌盛、兴隆栈已由代客买卖发展为自任买卖。

  自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征收进口税后,天津粮栈由香港等地输入的米面减少,粮食来源主要由“广潮帮”、“威海帮”之粮客及粮栈之坐庄购自上海、芜湖、南京等地,亦有购自本市大米庄、米栈的。杂粮多购自天津五大斗店及平绥铁路沿线、东北各省。1934年日伪政权加紧对东北经济控制,东北大批游资入津兴办粮业,到“七七”事变前,天津粮栈增至16家,形成“天津帮”、“山东帮”、“冀东帮”三足鼎立之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天津游资充斥,投机风潮迭起,刺激了粮业的畸形发展,新字号不断出现。从1938年至1940年,天津粮栈增加28家,1941年5月增至122家。新成立的粮栈大都是“山东帮”中烟台、威海、大连等地经营粮业者,颇具资力,从上海、香港采购大米,在天津各洋行批购小麦粉期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政权逐步加强对天津的粮食控制,米面交易市场被取消。作为天津粮食批发业骨干的粮栈,有的被迫歇业或改行,“冀东帮”、“山东帮”粮栈大都兼营山货、杂货和土特产,并进行黄金、布匹、股票投机活动。“天津帮”的粮栈(由原大米庄演变而来)以兼营杂货者居多,如义生源从上海购进甘蔗以图生存。天津粮食批发业已处于绝境。

  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爆发了内战,天津交通断绝,粮源阻塞,1946年东北粮食虽一度可以入关,但由于受中央信托局在东北包购的限制,私商亦不能随便采购;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加之1948年“八一九”限价,粮栈囤积的粮食被迫按限价出售,经济损失严重,已不能维持。

  米栈 天津海河下游的葛沽、军粮城一带统称海下,丰年产大米20万至30万石,平年约为10万石。天津东南的小站为大米产区,有稻田1400顷至1500顷,丰年产大米20万至30万石,平年亦在10万石左右。以上两地区所产大米历来全数运销天津。每当收割完毕,稻农雇骡夫运津求售,骡车常宿于车栈,大米亦暂存栈中,并委托车栈代为出售,同时米商亦来车栈求购,久而久之车栈转变为米栈。亦有富裕农民合伙在天津租赁房屋为进津售米的同乡提供住宿与储存条件,收取少量栈租。天津最早成立的米栈是1913年开业的文源米栈。1932年,天津共有米栈5家。

  每家米栈均有仓库1座,容量1000石至8000石,5家米栈总容量为21500石。1932年5家米栈成交大米52435石,其中售予天津大米庄、米面铺31151石,占总成交量的59.4%;售予北平、保定及冀东各县之米商21284石,占总成交量的40.6%。

  到1936年,米栈由5家增至7家,除原有的聚丰、源茂、增源、德源(改称德源兴)4家外,又新设元升、立生、益农3家。7家米栈资本额增至4700元,职工41人,房屋160间。米栈之职能亦日渐完备,计有:代客储存大米(不论时间长短每石收栈租1角2分),免费提供住宿(行李自备),存住车马,介绍交易,垫付款项(周息2分),碾白大米(每包收电费2角)。每家米栈均构成一个小米市,设有成盘职员,专司拉拢顾客完成交易之责。成交后每石大米提取佣金2分。

  (三)面粉批发市场

  清光绪末年,进口小麦粉输入天津的数量日增。光绪三十一年(1905)美粉输入天津仅11327担,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猛增至223486担,光绪三十三年(1907)天津进口小麦粉的输入量达到923980担;同时上海小麦粉亦大量北上,光绪三十一年(1905)入津的小麦粉为33376担,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猛增至452000担。

  天津的买办粮商为便于与洋行洽商小麦粉交易及通商事宜,于1913年成立了天津米业公议研究会,在河东大口设立米面交易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虽然进口小麦粉输入减少,但上海小麦粉及香港转口小麦粉北上日增,原大口米面交易市场已不敷应用,因此在1917年移至东河坝成立天津米面露天交易市场。海运抵津的小麦粉均在东河坝起卸、交易。后因小麦粉交易分散在东河坝各个码头,买方颇感不便,加之雨雪天气不能进行交易,遂集中于招商局北栈进行。1930年,粉商与招商局发生矛盾,米业同业公会租赁了金城银行通城货栈仓库,将米面交易市场移此,称面粉交易市场。通城货栈仓库距市中心较近,成交方便,地方宽敞,收费低廉,米业同业公会亦在该仓库内为粮商交易提供了不少方便。

  面粉交易市场设备简单,仅租用货栈房屋1间,南北两侧排列桌子40张,每家粉商各据1张,桌上陈列样品及帐簿单据等,遴选二三人参与交易,1人专司记帐、开单据,其余人员负责成交。厅中空场悬一黑板,及时记载小麦粉成交情况。厅之四周墙上悬有各粉商名牌,以表明各粉商所据之地位。1930年,在交易市场注册的粉商共24家,每家每月付会费5元。交易大厅随意出入参观,后因秩序太乱改为只许持门证者入场,非米业同业公会会员则纳洋3角购证入场。至1936年在交易市场注册的粉商增至36家,其中“天津帮”粉商有公兴存、义生源、德发、庆承裕、义生和、仁义厚、德恒、永盛、益生、瑞德、义聚和、益庆源、元昌、宝丰祥、源顺祥、成发、裕升泰、聚源、生记、源丰厚、厚记、德茂、义庆涌、九昌、裕源、德记、敦孚、瑞生德、谦祥、庆丰共30家,“山东帮”有兴隆栈、通和公、长发行、新昌盛4家,天津面粉公司有寿丰、福星两家。

  面粉交易市场的交易时间为每日上午7时至11时,以8时至9时最盛。卖方有内局(指专做米面交易且有雄厚资本者)、批发粮商、银号、杂货店、上海粉厂分销处及粮栈。卖方销售最多者为内局,次为上海粉厂分销处,第三为粮栈。买方分为本埠与外埠两部分,本埠的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大米庄及米面铺,另一类是纱厂及其他大工厂。大米庄所购小麦粉是以低价购进,待优价出售,赚取差价,或是转售给米面铺及外埠粮商。纱厂及其他大工厂购粉则用于生产和职工食用。外埠购粉者多为粉商、国民党军队和北平的米面铺。所有买方中除本埠的大米庄外均须由经纪人介绍方能购买。

  经纪人是买卖双方的媒介。面粉交易市场成立初期,经纪人仅有16人,到1936年增至26人。面粉交易市场的经纪人须经粉商介绍,并在米业同业公会登记,发给徽章,缴100元保证金,方可参加面粉交易市场中介活动。

  在面粉交易市场内各粉商桌上陈列样品,标明小麦粉的来源、牌号、价格及现存数量。买主看明小样后委托经纪人向卖方议价采购,经纪人与买卖双方用手指密议价格。价格议定后,卖方开一货单,由经纪人转交买方,买方凭货单到指定货栈取货,一般在次日由卖方派人至买方收款。若买方与经纪人或卖方不相识或买方信用不佳者,则须先付清货款后再签发货单。

  向进口商定购沪粉须先付押金100元。粉抵津后,买方于定购期1个月内未能起卸,则押金为进口商没收;购买进口小麦粉,须先交定价的1/10款。进口小麦粉抵津后2个月内不起卸,其押金为进口商没收。

  1930年天津金城银行仓库面粉交易市场成立后,平均日成交量为43965.17袋。到1935年平均日成交量达到46978袋。

  1934年中国开始征收进口税,是年进口小麦粉在天津的成交量明显下降,由上年占27%降至1.67%。而沪粉成交量所占比例则由56.97%上升到77.89%。津粉及济南粉成交量所占比例合计仅占20.44%。天津的面粉厂为了增强竞争能力,各经营沪粉、进口小麦粉的行号也想改变津粉交易无中心组织、各自为政、动作呆滞的状况,由寿丰、福星面粉公司和前天津商务总会主席张品题发起筹资20万元,成立了中国机制面粉天津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在特二区二马路(今河北区金汤桥左侧)一座原某军阀住宅内,经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批准,于1937年1月15日正式开业,下设总务、业务、会计3科。理事长为张品题,理事会下设评议会和鉴定员,专司解决纠纷、评定品价事宜。交易所以寿丰面粉公司绿桃牌和福星面粉公司绿蝠牌小麦粉为标准品,寿丰面粉公司绿鹤鹿牌为相等品,寿丰面粉公司绿斗、绿灵芝、绿封侯牌和福星面粉公司绿万代牌及上海绿兵船、绿炮车牌为代用标准品。代用标准品较标准品每袋缩价1角至2角不等。

  参加该交易所的经纪号(即交易单位),每号须缴存该号资本额的1/4作为保证金,资本额以2万元为起点。每一经纪号派3人进场,1人下场交易,1人唱卖,1人记帐。其交易数量由交易所登记后始可成交,交易手续费为0.7%(经纪人得0.45,交易所得0.25)。委托买卖期货小麦粉,按价缴25%的证据金,遇行市暴涨暴落,由交易所加倍增收。交易单位小麦粉为500袋、麸皮1000包。叫价单位小麦粉为1袋,麸皮为1包。交易所营业时间上午10时半为前市,下午3时为后市。

  交易所的经纪人须由2人以上介绍,并填写志愿书、履历表,提交交易所调查审核,报经官厅许可,发给经纪人特许执照。1937年交易所共有经纪人30名。

  交易所需将每月营业情形、市场状况及市价表呈报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备案。交易所主要是进行1个月至6个月的期货交易。1937年6月,该所登记的小麦粉期货交易量为591.8万袋,其中7月144.7万袋,8月150.8万袋,9月114.2万袋,10月99.55万袋,11月82.55万袋。

  交易所开业后,尽管寿丰面粉公司每日有买有卖,但到月底交割现货并不多。而福星面粉公司的现货均可销出,无需在交易所内卖期货,故也不积极参与。“七七”事变前,时局紧张,市场不稳,小麦粉投机之风盛行,纷纷抢购期货,行市飞涨,交易所每天开盘价格即涨到顶点,故不得不停拍。

  “七七”事变后,天津粮源缺乏,金城银行仓库面粉交易市场、河坝杂粮交易市场均停止交易,直到1938年春面粉交易市场始逐渐恢复。1939年日本侵略军封锁了天津英、法租界,地处法租界的面粉交易市场交易活动受到限制,不久租界地外的零售粮商在今海河广场一带临时设立了露天面粉交易市场,以吸引租界内的粮食批发商进场交易。

  1942年底,日伪政权加强对粮食的统制,将小麦粉列为禁品,限制自由买卖,面粉交易市场被勒令关闭。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粉、澳粉通过海运大量涌入天津,天津小麦粉批发业一度恢复。1946年7月,美商洋行首先在津抛售澳粉,继而各洋行、华商相继批售美粉;南京国民政府中国粮食公司也在天津大批抛售进口小麦粉。金城银行仓库面粉交易市场于1947年正式恢复交易。1948年初,沪粉开始北上天津,但南京国民政府规定必须有粮食部签发的许可证方能运津。由于限制沪粉北上,加之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很快,天津四周交通阻断,粮源紧张,市民口粮配售的小麦粉亦难以保证,面粉交易市场已无业可营。是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对粮食实行限价销售,许多粮商被迫倒闭,天津面粉交易市场停止营业,直至解放。

  (四)粮食零售市场

  天津粮食零售店通称米面铺,其前身为磨房。天津地区向以小麦粉为主食,在机制小麦粉未入津之前,市民食用的小麦粉大都购自磨房。天津磨房最早出现在清道光二年(1822),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增至200家。随着天津城区的扩大,人口的增长,与群众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磨房业逐步发展起来。在天津机制面粉业未兴起前,磨房加工的小麦粉是粮食零售的重要来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洋粉输入锐减,天津机制面粉业兴起,同时磨房业也有较大发展。1925年天津磨房增至340家。为了加快天津机制面粉业的发展,有利于与进口小麦粉竞争,寿丰面粉公司与三津磨房同业公会商定,三津磨房同业公会会员向寿丰面粉公司大量投资,以发展机制面粉业,有的磨房停止用土法磨小麦粉,改以磨制玉米面为主。到1930年天津共有磨房510家,其中属于粮食零售兼营磨粉加工的有265家,专司粮食零售的有245家。在510家磨房中,位于租界外的有447家,占88%;位于租界内的有63家。在265家兼营磨粉加工的磨房中,位于租界外的有244家,占92%;位于租界内的有21家。在专司粮食零售的245家磨房中,位于租界外的有172家,占70%;位于租界内的有73家。

  天津市民及粮商将磨房通称为米面铺,是市民粮食消费的直接供应者。磨房一般资金投入少,设备简单,雇员也少。据1930年调查,504家磨房平均每家资本额为1357.7元;505家磨房自有房屋者仅19家;510家磨房共有雇员3854人,平均每家7.6人。

  磨房销售的大米多是从批发粮商处以现款购进的,杂粮(包括玉米、小米、高粱及豆类)是从西集、北集之斗店和东河坝、丁字沽杂粮市场购进的,沪粉、进口小麦粉是从面粉交易市场购进的,津粉是从寿丰、福星面粉公司购进的。据1929年对509家磨房购进的粮食统计,分别为大米215349石、芝麻46433石、杂粮578458石、小麦粉3461565袋。全年销售总值23726780元,平均每家磨房46614元,其中兼营磨粉加工的为51172元,专司粮食零售的为41665元。在销售总值中,各类粮食占有的比例为:小麦粉50.92%、大米16.72%、玉米面13.34%、杂粮9.2%、杂货4.33%、芝麻油3.38%、其他2.11%。

  “七七”事变前天津粮源充沛,销路较好。到1937年,磨房户已发展到800余家。日本侵略者占领天津后,对小麦、大米先后实行统制,但以经营杂粮为主的磨房还是有所发展,到1940年专司粮食零售的磨房增至500家,1942年兼营磨粉加工的磨房增至595家。1942年日伪政权在天津实行粮食配给,有600家磨房被指定为配卖店,仅能经营配给粮食。

  抗日战争胜利后,产区粮食入津渐少,南粮北运又受到南京国民政府限制,天津市政府采取了议价、限价措施,磨房业的经营步履维艰。1948年天津实行粮食配售,全市1623家磨房(米面铺)只有644家被批准为代售店,靠配售维持到天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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