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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志·粮食卷
 序
 凡例
 综述
 概述
 大事记略
第一篇 明清及民国时期的粮油业
 第一章 漕运
  第一节 管理机构
  第二节 漕粮转输
 第二章 粮政管理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粮政
 第三章 市场
  第一节 粮食市场
  第二节 油脂市场
 第四章 价格
  第一节 自由价格
  第二节 配售价格
 第五章 粮油进出口
  第一节 进口
  第二节 出口
 第六章 粮油工业
  第一节 制粉
  第二节 碾米
  第三节 榨油
 第七章 行业组织
  第一节 三津磨房同业公会
  第二节 米业同业公会
  第三节 斗店业同业公会
  第四节 杂粮业同业公会
  第五节 面粉业同业公会
  第六节 油业公会
第二篇 人民政权的粮食机构
 第一章 市级主管机构
  第一节 建制演变
  第二节 内部机构
 第二章 市属企事业机构
  第一节 市级公司
  第二节 基层企业
  第三节 事业机构
 第三章 区县机构
  第一节 区级机构
  第二节 县级机构
  第三节 基层企业
 第四章 党团工会组织
  第一节 共产党
  第二节 青年团
  第三节 工 会
第三篇 粮油经营
 第一章 城镇粮食供应
  第一节 口粮供应
  第二节 行业用粮
  第三节 食品经营
  第四节 票证管理
  第五节 军粮供应
  第六节 销售服务
 第二章 农村粮食购销
  第一节 购销政策
  第二节 粮食收购
  第三节 粮食销售
  第四节 农场购销
 第三章 粮食调拨运输
  第一节 省间调拨
  第二节 市内调运
  第三节 进口粮接转
 第四章 粮食仓储检验
  第一节 仓储设施
  第二节 粮食保管
  第三节 粮食检验
 第五章 油脂油料经营
  第一节 农村购销
  第二节 城镇销售
  第三节 调运储藏
  第四节 小油料出口
 第六章 饲料经营
  第一节 管理
  第二节 购销
  第三节 资源
 第七章 粮油议购议销
  第一节 经营部门
  第二节 议购
  第三节 议销
  第四节 储存
第四篇 粮油工业
 第一章 粮食加工
  第一节 企业演变
  第二节 工艺设备
  第三节 生产管理
  第四节 经营效益
 第二章 油脂加工
  第一节 生产
  第二节 工艺
  第三节 综合利用
 第三章 饲料加工
  第一节 生产
  第二节 产品
  第三节 效益
第五篇 综合管理
 第一章 计划统计
  第一节 计划
  第二节 统计
 第二章 粮油价格
  第一节 粮食价格
  第二节 油脂价格
  第三节 议购议销价格
  第四节 价格管理
 第三章 财务会计
  第一节 管理体制
  第二节 资金管理
  第三节 费用管理
  第四节 工业成本管理
  第五节 会计核算
  第六节 财政补贴和利润分配
 第四章 劳动人事
  第一节 职工队伍
  第二节 职工管理
  第三节 劳动保护
  第四节 职工工资
 第五章 基建与物资管理
  第一节 基建管理
  第二节 投资效益
  第三节 物资管理
第六篇 科技与教育
 第一章 粮油科技
  第一节 科技机构
  第二节 科技成果
  第三节 技术改造
  第四节 产品检验
  第五节 科技情报
 第二章 教育
  第一节 教育管理
  第二节 职前教育
  第三节 职工教育
  第四节 基础建设
  第五节 交流协作
第七篇 企业整顿与体制改革
 第一章 企业整顿
  第一节 组织实施
  第二节 整顿效果
 第二章 体制改革
  第一节 厂长(经理)负责制
  第二节 栈租制
  第三节 “两权”分离
  第四节 “盈亏分线”
 第三章 企业升级
  第一节 升级标准
  第二节 实施步骤
  第三节 上等级企业
第八篇 名 录
 一、市级粮食管理机构党政负责人
 二、出席历届中共天津市代表大会代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委员
 三、全国、中央部级和省、市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四、全国、中央部级和省、市级劳动模范先进集体
 附录
 优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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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志·粮食卷》综 述

  天津是个老商埠,早期商业发展得漕运、渔盐之利。宋元时期,海河流域就已出现贸易市场,北宋与辽互市贸易,北宋出售的主要有茶叶、药材、丝织品、瓷器等;辽出售的主要有皮毛、毛毡、牛羊、马匹等,每年贸易额约二十万贯。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所需官俸银米、军需粮草、盐、茶、丝等均由江南经直沽寨转运京都,随之,各种瓷器、丝织品、糖、茶等出现在直沽市场,元代张翥在诗中说:“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

  1404年天津建卫,明朝在津屯兵、储粮、造船、筹集军响。建筑材料、百货商品、土特产品大量随粮船从南方运津,北方的土特产品也运往各地。天津已成为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1684年(康熙23年)开放海禁,南方各地商船放舟北上,“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船队经大沽口到天津北大关(今北门外金华桥一带)停泊。“闽粤潮邦”运津的主要有红糖、茴香、牙雕、南果、藤制品、缝衣针等。江浙船队运津的主要有茶叶、毛竹、纸张等。此外,一些洋货也随船运到天津,许多商品又从天津转销到京城和北方各地。

  1860年天津辟为通商口岸,外国资本涌入。外商在津培植了一批买办,早期有“广东邦”,后来有“宁波邦”,从事出口贸易。1894年,天津口岸直接进口商品仅少于上海,为全国第二位。进口商品主要有钟表、仪器、西药、五金、烟酒等,出口商品主要有棉花、大豆、花生、猪鬃、皮毛、干鲜果品等,天津已发展成近代内、外贸商埠。

  中日甲午战争后,天津民族工商业逐步发展,但由于洋货大量倾销,国货竞争无力,赔累不支,天津直隶工艺总局为保护工商业予国货制定了免税法。1906年天后宫举办了首次商品观摩展览会,不收洋货,而国货参展则一律免税。各地货品云集津门,为后来的商品展览会树立了范例。

  清末民初,天津近代化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电力、自来水等建设,促进了天津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繁荣,天津市区的商业中心和商业集中区,早期在北门外一带的估衣街、锅店街、针市街、竹竿巷、洋货街等。这里毗邻河岸,各种商店鳞次栉比,曾有诗句描写:“河路码头买卖广”,“繁华热闹胜两广”等。1912年3月2日晚,袁世凯唆使天津驻军兵变,一夜之间北门外商业中心区被抢劫一空,一些商户向租界地转移。此后,在中国地与日租界衔接处逐步形成了一个商业销售中心——南市。这里集中了影剧院、饭店、旅馆、商店、书场、妓院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商界又纷纷向法租界梨栈一带集中(今和平路锦州道至哈尔滨道一带),较大的谦祥益绸布店、元隆绸布店、亨得利钟表店等都陆续在法租界设分店,与“天津邦”商人已开设的天祥商场(1924年)、泰康商场(1926年)、劝业场(1928年)三大商场形成了商业集中区。1931年至1939年间是劝业场一带商业兴盛时期,每天游客人山人海,歌舞喧嚣、花天酒地、入夜灯火辉煌、通宵达旦已是不夜之城。这在当时全国其它城市也是少有的。

  20年代至30年代,天津工业品的95%,进口商品的80%主要销往内地,各地一些土特产品如天津鸭梨(产于泊镇)、天津板栗(产于遵化)也集中在天津出口。天津商业对国内的辐射面主要是华北、西北、东北地区,已成为我国北方的商贸中心。

  随着商业的发展,天津商会在行会的基础上也逐步形成,同乡会馆是最初的行会。1903年4月天津成立商务公所,11月更名为商务总会,内有36个行会,各行会名为“同业公会”。由于商会内部矛盾,后分裂为商会和商民协会。1933年冬由商会与商民协会的130个同业公会选举出商会主席,随之商民协会解散。1936年租界地的华商商会也并入天津商会,天津商会便成为全市商界的统一组织。天津商会开展了大量的工作,1905年创办天津《商报》,1906年设立商业中学,后更名为商科学校。成立了戒烟会、救急善会等组织,参加了抵制洋货,振兴国货的活动。1937年日本侵略者占领天津,商会名存实亡,日伪政权指定成立了伪商会。

  天津的日伪政权以军事力量排挤欧美,掠夺中国资源。1938年,日本在津有进口贸易商633家,出口贸易商196家。1940年日进口商增至3125家,出口商增至562家,日伪“华北棉产改进会”以低于市场价格强行收购棉花。由于日本的大肆掠夺,市场物价急剧上涨,以1937年物价指数为100,1938年是129.4,1942年则为599.2。市场商品奇缺,百业不振,商业萧条,天津与内地的贸易基本断绝。期间,唯中药业独荣,中药商由300多家猛增至700余家。主要是因为东北药商进津及原在祁州(今安国县)的药材市场被日军破坏,中药材交易移至天津,是时,北门外的针市街及大伙巷、小伙巷已成为药材交易市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城乡物资交流迫切,天津商业开始复苏,各种廉价原料、产品充斥市场,促进了工业生产的恢复。欧美洋行也卷土重来,进津的美商最多,大量美国剩余物资倾销天津,推销美货的商贩大量涌现,市场流行“无货不美,有美皆备”。美国货的倾销给刚刚复苏的天津民族工商业以沉重打击。国民党政府接管天津后,由中央信托公司垄断出口贸易,后又设“民食调配处”,负责“美援”面粉分配,天津商业备受压抑。

  国民党发动内战后,天津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大批工商业倒闭,1943年底,天津有工商业2万多户,到1948年倒闭了6-7千户。市场物价一日数涨,1948年底物价指数比内战前上涨6万倍。商业企业纷纷歇业。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翌日,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接管处按照“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管”的方针,接管商业单位39个,代管单位9个,接管了包括房产、汽车、黄金等物资及粮食、纱布、食盐、食糖、煤炭等主要商品。一些商品当即投入市场,以调剂需求,稳定物价。

  1月18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工商局成立,推动私营工商业复工复业,加强市场检查,打击投机违法,开始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到3月底,全市私营工业复工89.5%,私营商业复业92.8%。在市内11个区建立摊贩市场28个。为了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安排好全市人民经济生活和稳定零售市场物价,从2月起,在市贸易接管处下属各部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市信托公司、市贸易公司、市花纱布公司、市粮食公司、市煤铁公司、市零售公司和合作货栈等专业贸易机构,发挥了国营商业在市场上的领导作用。与此同时,还分别采取委托私营零售商店代购、代销,组织市民消费合作社向社员供应日用生活必需品等方式,大力开展零售业务;3月,市百货公司还租赁了原中原公司场地(今百货大楼),开设了市百货公司,成为天津市第一个国营零售商场。

  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天津先后发生过四次物价大波动。第一次是1949年4月,天津投机资本以粮食带头、纱布、黄金跟进,物价上涨了119.8%。第二次是6月下旬,由于上海投机资本掀起物价上涨,从而影响天津市场物价波动,使天津市的物价上涨了201.6%。第三次是11月,这是一次全国性的物价涨风,涉及范围广,冲击面大,延续时间达一个半月。天津市的物价上涨了310.5%。第四次是1950年2月,天津市物价指数较1949年12月上升206.54%。

  为了打击投机资本,制止市场物价波动,市人民政府组织公安、工商、金融、国营商业等部门协同作战,采取行政、法律和经济等手段,打击了金融、商业投机,稳定了市场物价,迅速恢复了市场经济秩序。国营商业部门主要是通过粮、棉等主要物资的调集,在市场上进行吞吐,大量抛售物资,达到迅速稳定市场物价的目的。

  1950年春物价平稳后,市场出现暂时的呆滞,私营工商业遇到困难,有的停工减产,有的倒闭歇业。1950年3月至6月,工业停产619家,商业歇业1772家。天津市国营部门在中共天津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对公私工商关系进行了调整。国营商业一方面增加了对棉纱、棉布、粮油等主要商品的加工订货,以扶植工业生产;另一方面,又合理调整商品差价、比价和经营范围,采取经销、代销国营企业的商品等方法协助私营商业渡过困难。1950年1至8月,国营商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组织进货达13664万元,其中私营工业占进货总值的80.69%;国营零售公司共销粗细粮总值为373万元,其中委托私商代售的即占83.96%。市场趋于繁荣。

  1952年,“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以后,公私商业经营比重发生很大变化。过去投机性大的木商、盐商、皮毛、货栈等10个行业,1952年1月至9月的营业额减少80%以上,全部私营批发商业的经营比重由1951年占批发总额52.71%,降为1952年的27.47%,私营零售商业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的比重也由1951年占76.14%,降为1952年的56.55%。为了活跃城乡经济,使私营商业保持一般营业额,以免店员过多失业,根据中共中央1952年12月《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天津的国营商业在中共天津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适当地扩大了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调整和划分公司经营范围。国营商业以经营批发为主,零售业务以能稳定市场零售价格为原则,国营和合作社商业适当减少次要商品的经营,给私营让出一定的市场。同时还调整了市场管理政策,停止对正当私商贩运的各种不适当限制,简化了私商进入法定市场的各种手续。经过调整,1952年12月较11月,批发经营比重,国营商业增加20.7%,私营商业减少19%;零售经营比重,国营、合作社商业仅增11%至15%,而私营商业则增加36%,缓和了公私关系,调动了私营商业的经营积极性。

  为活跃城乡经济,促进地区间的物资交流,从1949年11月至1952年9月,天津市先后组织了四次城乡物资交流会。1949年11月,举办了天津工业展览会,参观人数达70万,天津市的工业产品大批被订购,华北地区农村的生产、生活物资需要得到供给。1950年冬,组织了有几万人参加的华北、东北、华东三个大区的物资交流会,全国各地都有代表参加,成交了大批农副土特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带动了全国城乡物资交流,扭转了市场呆滞局面。1951年10月5日在天津召开了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这也是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盛会,毛泽东主席也专程来津光临盛会。展览会历时45天,设有17个展览馆,展出13000多种产品,参加交易的代表团103个,成交总金额15639万元(已换算成新人民币,下同)。天津市组成了330人的贸易代表团参加,成交总额7000万元,占大会交易总额的46%,其中,采购额占大会成交总值的44.7%,销售额占32.7%。天津市成交的货品,卖出百货占94.4%,购进土特畜产品占80%,此后每年都举办一次物资交流会,以扩大地区间的物资交流,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

  1953年开始对私营商业本着先批发后零售的原则,采用批购、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以兴办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方式改造小商小贩。到1956年底,除少数商贩仍保持个体经营外,天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商业的经济成份发生显著变化,以1956年的全市商品零售总额为100%,1950年,国营商业占12.4%,合作社商业占8.7%,私营商业占78.9%;1957年,国营商业占44.2%,合作社商业占4%,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商业占49.2%,私营商业下降到1.9%。1953年至1957年,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天津市的商业行政管理机构和业务经营机构进行了多次调整。1953年6月设立国营商业局,将工商局的业务处并入。同时,华北区百货公司划分为百货中央站、百货二级站、天津市百货公司(1954年百货二级站与市公司合一)。随后,五金、交电、化工原料、针织、纺织、文化用品、石油、医药等中央站成立。中央站为一级站,收购当地产品,供应各地二级站;各专业市公司为二级站,供应天津市场;郊区为三级站;市区公司领导零售门市部,至此,国营商业系统的“一、二、三级批发站与零售”的商品流通格局基本形成。1955年,商业局一分为三:第一商业局负责管理批发站;第二商业局负责管理专业公司;第三商业局负责管理副食和合作社。私营商业和小商贩由工商局管理。

  其间,以国营商业为领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社会主义商业体系初步形成,城乡各类专业市场逐步建立,零售、服务网点星罗棋布,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人们称赞天津的零售市场是:“物全店多购销旺,货真价廉态度好,秤平斗满尺码足”,可以说是天津解放以来商业的全盛时期。

  1958年,天津市的商业职工贯彻了一个方针(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树立三大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政治观点),开展五满意(国家满意、人民公社满意、群众满意、各部门满意、商业职工满意)运动,在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同时,商业行政机构精简、管理权限下放、商业企业实行“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职工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职工参加管理、群众参加监督、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民主管理,对农村商业实行“两放”(下放人员、下放资金),“三统”(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一包”(包财政任务)的管理体制。1959年6月,中央决定把下放给农村人民公社的农村财贸机构的财权、人权、物权和经营管理权全部收回,取消财政包干办法。当时,这些新的政策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和企业职工的积极性,改进了企业的经营管理。但由于商业部门脱离实际地提出“大购大销”方针,盲目地购进大批失去使用价值的物品,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同时,商品流通渠道合并,商业网点减少,合作店、组升级,自由市场关闭,商品供应紧张,致使凭证供应增加,加之天津市由直辖市改为省辖市,资金和物资分配的比例相应减少,从而使天津市商业发展和作用发挥受到了限制和削弱。

  1961年,全国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实行经济调整。天津市在商业方面首先疏通和调整了商品流通渠道,恢复和建立了各级专业公司,恢复供销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恢复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开放集市贸易,出现了商品流通多渠道经营。其次,调整了工农业产品的购销政策和购销方式,适当减少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收购农副产品实行奖售、换购,有计划地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同时,改进三类日用工业品的经营方式,按照不同情况,由商业部门分别实行包销、订购、工业自销等。此外,还推广唐山经验。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加强经济核算,建立健全经营管理制度。1961年上半年,由于市场商品匮乏,物价上涨,根据中央指示,对粮食、棉布等18类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实行稳定政策,继续扩大凭票证和定量供应的范围;对少数商品实行高价供应,直到1965年底才取消了高价商品供应。这些措施,不仅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也满足了一些高收入者对某些商品的需求。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天津市的商业受到严重的削弱。经营方式、管理制度受到冲击,商业队伍搞乱,农村集市贸易几起几落,最后全面关闭,个体商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其结果市场被搞死,再次形成单一经济成份,单一流通渠道的局面。商业机构大精简、大合并。1967年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下设财贸组,主管商业工作。1968年7月改称供给服务组,并领导城建、公用事业。影响了商业工作的管理;加之,限制商品生产,货源减少,市场供应全面紧张,凭证凭票供应的范围越来越大,天津市的商业经济遭受到严重损失。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天津市的商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87年市委书记、市长李瑞环提出研究大流通思想,确定“立足天津,面向全国,搞活流通、振兴经济”的指导思想,为商业带来了活力,商品市场日趋活跃,中心城市的作用得到恢复和加强。

  1979年根据“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的方针,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商业,促进了全社会商业的发展。到1990年底,全市共有商业、饮食、服务业单位和企业99760个,人员355607人。其中,国有和集体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网点15717个;个体商业、饮食、服务业83971户;另外还有各种合营企业72个。1990年与1978年相比,集体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网点增加了93744个,个体商业、饮食、服务业则是从无到有,发展很快,在1990年的149.36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商业占43.8%,比1978年减少28.68个百分点;集体商业(包括供销合作社商业)占28.9%,比1978年增加5.1个百分点;个体商业占20.8%,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化的社会商业结构。同时恢复和整顿了市区商业街,兴建了古文化街、食品街、旅馆街、服装街和国际商场。城乡集市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到1990年年底,全市共有城乡集贸市场416个,其中摊群市场159个,全年各类商品成交总额共达17.4亿元,比1980年增长近1.5倍。

  通过改革,打破了过去的“三固定”(固定供应区划、固定供应对象、固定倒扣作价办法),三分割(地区分割、部门分割、城乡分割)的封闭垄断型批发模式,出现多元化、多层次的批发商业格局。1984年5月,中央提出:所有城市以及农副产品集散地,都应当建立各种类型的贸易中心和批发市场”,天津市随之大量兴建了贸易中心和批发交易市场。到1990年底,全市共有批发企业1087家,新建各类商品批发交易市场6个。经营方式既有经营型、经营服务型和服务型,也有批发兼零售、零售兼批发的。天津市国营批发商业的购销服务领域不断向全国延伸。1990年,工业品批发站、司企业已与国内150多个地区的1000多个企业建立了稳固的购销关系,年收购商品近万种,收购总值达118.59亿元。农副产品埠际间贸易更加活跃,天津市与外省粮油议购议销业务不断扩展;逐步形成茶叶、蜂产品加工集散型基地;副食调料地区交流增强,以企业为基础的横向经济联合广泛开展,与此同时,工业及其它生产部门由生产型逐渐向生产经营型转化,自行经营批发与零售,成为市场上新兴的一条商品流通渠道。多渠道、开放式的商品流通体制初步形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逐步调整放宽了购销政策,市场调节范围不断扩大。1984年取消了棉花统购,同时停止了棉布、棉花的统销;同时,还取消了生猪的派购,开放了生猪、鲜蛋、水产品、干鲜果品及蔬菜市场,实行国营、集体、个体、多家经营,价格随行就市。工业品改变了传统的统购、包销办法,根据不同商品分别采取统购、计划收购、选购、代销等多种形式,减少了计划品种,扩大了市场调节。

  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逐步改革了商品价格管理体制。1979年大幅度提高粮食、油料等收购价格,实行议价收购和超购加价;提高棉布、降低化纤布、涤纶布的销售价格;调整了一些商品的地区、质量、季节差价和品种比价。1985年,调整和放开了部分农副产品的零售价格。同时,将某些二类产品和大部分三类商品,服务收费以及残损商品处理等价格权限陆续下放给企业,扩大了企业定价权。

  1983年开始调整商业行政领导机构。5月成立了天津市市场管理委员会,归口领导二商局、粮食局、供销社等商业部门。一商局划归市经委领导,将针织站、纺织站、针棉织品、纺织品市公司划归市纺织局,医药站、医药市公司和药材公司划归市医药局。1984年商业部领导的9个中央站下放天津市。1985年12月成立天津市商业委员会,归口领导一商局、二商局、粮食局、供销社和工商局。1987年3月,对鲜蛋、蔬菜、水产品和奶品等行业实行产销一体化,划归农林局、水产局,以加强鲜活商品在市内的产销调节和统一调度。1988年,将市区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百货、副食、糖业、饮食、服务、修配等行业的零售企业,由过去的市、区双重领导以市为主,改变为市、区双重领导以区为主的商业行政管理体制。

  为不断完善商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搞活商品流通,在商业企业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大中型商业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内外双包”,即企业对主管局承包,企业内部层层承包,把指标分解核定到基层。承包期一般为一定三年不变。对小型零售商业企业,从1983年起,实行以“改”(改为国家所有、集体经营)、“转”(转为集体所有)、“租”(租赁经营)以“租”为主的改革。小型零售商业企业通过改革,实现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做到所有制性质不变,职工身份不变;促使经营者积极性提高,社会效益提高和企业经济效益提高;收到了国家满意、企业满意、消费者满意、职工满意的效果。在完善企业经营机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好的效果。同时,对少数大型商业企业开始试行股份制。

  为了充分发挥供销社在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改革的重点是恢复集体所有制性质,办成农民群众的合作商业组织。1983年将供销社由全民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恢复其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在农民入股,经营服务范围,价格管理,劳动和分配制度五个方面实行突破,扩大了企业自主权,企业经营逐步向综合服务型发展。

  随着商业改革的逐步深化,商品流通规模不断扩大,市场营销日趋兴旺。1988年同1978年相比,全市商业商品购进总值达200.8亿元,增长2.6倍;外地调入商品总值86.4亿元,增长2.1倍;商品销售总值达160.8亿元,增长2.5倍;调往外地商品总值104.8亿元,增长91%。天津市7个大的工业品批发站与全国大中型批发商业企业有稳定业务往来关系的占80%,商品幅射面已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乡人民经济收入的增加,天津零售商业为适应居民消费水平的普遍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显著变化,转变经营思想,完善经营机制,增强企业自身建设,提高商业人员素质,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创造良好服务环境,搞好市场商品供应,满足城乡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1988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29.9亿元,比1978年增长3.6倍,平均每年增长16.5%,大大高于前27年平均增长6.8%的速度。其中吃的商品44亿元,增长2.7倍;穿的商品27.7亿元,增长3.5倍;用的商品49.8亿元,增长6倍。改变了传统的消费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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