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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志
 序
 凡例
 综 述
 大事记略
上 编 
 第一章 旧学
  第一节 儒学
  第二节 书院
  第三节 学塾
  第四节 科举
 第二章 初等教育
  第一节 设置
  第二节 组织机构与管理
  第三节 教育教学
  第四节 体育卫生
  第五节 天津早期的女子教育
  第六节 幼儿教育
  〔附〕历史名校简介
 第三章 中等教育
  第一节 设置
  第二节 行政机构与管理
  第三节 教育教学
  第四节 体育卫生
  〔附〕历史名校简介
 第四章 中等师范教育
  第一节 设置
  第二节 学制
  第三节 组织机构与管理
  第四节 教育教学
 第五章 教会和外国人在津办学
  第一节 教会办学
  第二节 侨民学校
 第六章 解放地区的教育
  第一节 沿革概略
  第二节 教育行政与管理
  第三节 教育教学概况
  第四节 教师
  〔附〕典型学校简介
 第七章 教育科研
  第一节 设置沿革
  第二节 教育科研机构简介
 第八章 教育经费
  第一节 来源
  第二节 保管
  第三节 预算与支领
  第四节 分配
 第九章 教师
  第一节 设置
  第二节 概况
  第三节 任用与培训
  第四节 待遇
 第十章 教育行政
  第一节 清末教育行政机关的建置与沿革
  第二节 民国初期教育行政机关的建置与沿革
下 编
 第十一章 接管改造旧学校
  第一节 接管
  第二节 整顿、改造
 第十二章 幼儿教育
  第一节 设置与发展
  第二节 办园形式与管理
  第三节 学制、教育、教学
  第四节 卫生保健
  〔附〕典型幼儿园简介
 第十三章 小学教育
  第一节 设置与发展
  第二节 学制
  第三节 教学
  第四节 德育
  第五节 行政管理
  第六节 课外活动、校外教育
  〔附〕典型学校简介
 第十四章 中学教育
  第一节 设置与发展
  第二节 学制与课程设置
  第三节 教育教学
  第四节 贯彻《义务教育法》
  第五节 行政管理
  第六节 课外活动
  〔附〕典型学校简介
 第十五章 中等师范教育
  第一节 设置与发展
  第二节 教育教学
  第三节 学生
  第四节 管理
  第五节 标准化建设
  〔附〕典型学校简介
 第十六章 职业技术教育
  第一节 设置与发展
  第二节 专业设置
  第三节 学制与管理
  第四节 教育教学
  第五节 招生与就业
  〔附〕典型学校简介
 第十七章 特殊教育
  第一节 盲聋哑教育
  第二节 弱智儿童教育
  第三节 工读学校
  〔附〕典型学校简介
 第十八章 教研和科研
  第一节 管理机构
  第二节 科研项目及成果
  第三节 学术团体及活动
  第四节 电化教育
 第十九章 体育卫生
  第一节 体育
  第二节 卫生
 第二十章 劳动教育与校办产业
  第一节 劳动教育
  第二节 校办产业
 第二十一章 教师
  第一节 结构与管理
  第二节 培训与进修
  第三节 教师职务评聘
  第四节 社会地位与生活待遇
  第五节 表彰奖励
 第二十二章 社会支教和智力支边
  第一节 社会支持教育
  第二节 智力支援边远地区
 第二十三章 组织机构
  第一节 市教育局机构和领导人
  第二节 市教育局直属单位
  第三节 区县教育行政机构和工作范围
  第四节 学校规章制度
  第五节 天津市教育工会
 第二十四章 经费和基建
  第一节 经费
  第二节 基本建设
 第二十五章 人物
  第一节 名人传略
  第二节 名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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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天津从古代的一个军事据点和漕运盐业枢纽,至近代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大都会,迄今更成为世界知名的现代港口城市,其间经历了600余年的历程。城市地位的每一次变迁和社会历史的每一次变革,都在天津教育发展的轨迹上留下浓重的投影,可以说,天津的教育,是伴随着天津城市的崛起和发展,应和着时代的脚步前进的。

  (一)

  天津的兴学,有史可征的,始于明代。

  明永乐二年(1404),天津开始设卫筑城,但由于是军卫,不过一座土城而已,并无辖境,加以“官不读书,皆武流”,“日以戈矛弓矢为事”,最初并无教育设置。过了32年,至正统元年(1436),明廷为了开导风气,教化世袭武职子弟,使其以科举谋进身之地,令天下武卫皆立儒学,天津三卫始有卫学之设。初极简陋,又过了80年,至正德十一年(1516),其规格才正式规定视同县学,额定学额40人;而其建筑格局,历百余年,至万历间汪应蛟巡抚天津时,始具今日文庙形制之雏形;此后大致相沿。此外,明万历至天启初年,还有“武学”和所谓“运学”、“屯学”之设,除了武学沿至清代,其余二者或偏在一隅,或囿于一时,影响不大。

  据统计,从正统元年至崇祯末年,200余年间,天津考中举人的不过26人,其中进士11人,全部为官籍和军籍;至于当时普通百姓和军丁子弟发蒙识字,大约多为民间自筹,据史志零星记载,或许也曾有官办“社学”之属,但详情已不可考。终有明一代,天津兴学,不过如此。

  入清,最初沿袭明制。天津的学校大致有四类,即官学、书院、义学和家塾。但随着天津城市地位的不断上升,至雍正三年(1725),由卫改州,雍正九年(1731)升州为府,并附廓置天津县,天津的教育,在官方旧学的范畴里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清乾隆朝,至咸丰十年(1860)天津开埠前,百余年间,天津的旧学达到了全盛时期。

  在旧学的全盛期内,天津城里属官学的府学和县学的额定生员达到180人(此后续有增补),再加上数额不定的附学生员,已非原卫学可同日而语;继以名额所限,从康熙朝以来续有书院之创建,多为邑绅豪门所襄办,而为高官掌握,截至光绪前期,今市区内有三取、问津、辅仁、会文、集贤、稽古等6处,其中只辅仁一处,一次即招收生童80人,入学士子已很可观。据统计仅乾隆一朝60年内,天津考中进士和举人的数额,分别为有明一代总和的3倍及近10倍之多,科举之盛,后人称“实为天下罕见”。自然,由于此时教育已完全沦为科举的附庸,当其全盛之时,也即走向停滞和衰落之始。

  至于供平民子弟读书识字的,清代先后有社学、五经馆、义学(义塾)等名目,只收贫寒子弟,助以学资膏火,从康熙朝至光绪年间,见于记载的有四五十处,但这类学校每校招收名额不过十数人,又兴废无常;其他儿童大多进入设于城乡的私人塾馆就读。这类塾馆,名目不一,规模既小,课程学时也无定规,除了个别豪门大族的专馆或家馆外,多数散馆不过是一间陋室、一介穷儒、数名孩童而已;自然,更有衣食无着的子弟,“大率以卖糖豆”或“沿途爬草拾柴”以助家计,根本失去了求学机会者,也比比皆是。因此,从普及和平民教育看,所谓封建旧学的全盛时期,天津教育的发展仍然是艰难而迟缓的。

  清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埠,引起了城市的膨胀、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城市中心的日渐东移,天津也开始由一个相对封闭的封建城市,一步步转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工商业港口贸易城市。与此相对应,天津的教育也进入了新旧交替的转轨和裂变时期,至迟当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前夕,天津出现了近代教育。

  天津近代教育的出现,从外部说,是西方列强教会势力的侵入发其端,当时美国的公理会和美以美会、英国的圣道堂和伦敦会,都先后在天津建起一些新式学校,这些带有文化侵略色彩的建设,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从内部说,严复的《天演论》及相关译著在天津的发表,开启了变革的思想先声,使天津成为维新变法的北方舆论基地;清廷内部的维新派的“变法”,为兴办新学打开了方便之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和其后袁世凯的“北洋新政”,在天津兴办新式学堂的“实绩”,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推波助澜作用;而天津最早接受近代文化启蒙的严修、卢木斋、张伯苓、林墨青、刘宝慈等一大批教育界志士仁人则为兴办新学集聚了诸多人才;植根于社会的人心思变的爱国情怀,又调动了各个阶层特别是中下阶层民众的积极性,从而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至辛亥革命前的二三十年里,天津兴起了“废庙兴学”的热潮,当时在天津不仅有各类军事和实业学堂,而且遍布于城乡内外,举凡蒙养院、公私立中小学堂、师范学堂、女子学堂、大学堂,乃至艺徒学堂、半日(半夜)学堂,甚至还有最早推广拼音和普通话的简字学堂,其层次之完整,门类之齐全,数量之众多,当时官方也称“为通商各属之冠”。择其要者如:清咸丰十年(1860)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举办小书房(后名究真小学),同治五年(1866)英国圣道堂办男女童寄宿学校各一所,光绪二十一年(1895)法国天主教办法汉中学;光绪二年(1876)直隶总督李鸿章设电气水雷学堂,后相继设北洋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光绪二十一年(1895)津海关道盛宣怀办北洋西学堂(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为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二十二年(1896)严复设俄文馆,二十八年(1902)严修办民立第一小学,三十年(1904)严修、张伯苓办敬业中学(南开中学前身),二十六年(1900)高凌雯、王世芸、林墨青等办普通学堂,二十九年(1903)交天津知府衙门改名为官立中学堂,即今天津三中;三十一年(1905)办初级师范学堂,三十二年(1906)办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北洋政法学堂等。据统计到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前,天津有中学7所,小学112所,高等及其他各类学校24所,蒙养院3所,外国人在天津办学6所,总计152所,在校学生12747人,占全市总人口1.5%;小学生10588人,占学龄儿童总数的12.5%,堪称全国兴学之冠。

  在这种形势下,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清王朝“诏准”自丙午年(1906)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自隋唐而兴起,至明清而极盛,一直作为封建教育主体的科举制度,就此落下了帷幕;在这个过程中,天津兴办新学的历史潮流,无疑在敲响中国封建旧学的丧钟上,给予了有力地一击,必将永载中国教育的史册。当然在兴办新学的滥觞时期,还保存着许多封建残余,诸如许多小学堂是由塾馆临时转变而来,塾师多为落拓士子和秀才,于封建旧学浸染既深,洗伐未净是比较普遍的;在教材中“读经”和宣讲“圣谕”仍带有很大比例;封建的学堂毕业生“出身”制度(大学堂毕业相当于进士,中学堂毕业相当于举人,高等小学堂毕业相当于秀才)还在流行,如此等等。但总归近代教育的潮流已不可阻挡。

  辛亥革命后,从民国元年(1912)起,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令,废除了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废除了早期学堂毕业生的准科举“出身”制度,学堂改称学校,堂长通称校长,小学可以男女同校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近代新式教育的成果,进一步削弱了封建教育的影响。但此后变故迭起,先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继而张勋复辟,直奉军阀混战,直到1928年前,天津可说是兵连祸结,教育经费奇缺,一些学校为驻军占用,天津教育发展处于低谷。所赖原有基础尚好,民间人士冲破重重阻力,勉力支撑,于艰难竭蹶中为天津的教育界留下了一连串闪光的记录。

  作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奠基人的张相文,不仅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第一份学术刊物《地学杂志》,尤为可贵的是,他与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教师白雅雨一起,参与发动了倒清的滦州起义,白雅雨为此壮烈牺牲,他们的名字是民国革命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光荣;

  著名的南开学校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也在此期间增设大学部,张伯苓的名字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颗耀眼座标,此外,南开学校的话剧和体育活动,也在全国影响深远;

  马千里、温世霖等一批天津早期民主主义的斗士,他们的兴学实践和社会活动,在天津革命史和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

  特别是“五四”运动中,天津“觉悟社”和“女星社”的相继成立,后来都成为举世闻名的天津学界革命团体;

  李大钊、周恩来、张太雷、于方舟、马骏、郭隆真、邓颖超、刘清扬等一批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不朽英名,也在此期间从天津学界冉冉升起,并最终成为一个个灿烂星座。

  1928年,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奉系军阀退出天津。同年,南京国民政府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原天津县为天津特别市,并成立了天津特别市教育局,统筹管理天津教育事宜,政局进入一段相对稳定时期。

  在此期间,由天津地方卷烟特别税项下直接拨款6万元用做教育经费,这在当时占全市总支出的20%左右,份额是不低的,天津的教育事业一时得济燃眉。据1936年统计,全市有公私立中学25所,在校生6963人,其他中等学校7所,在校生1416人,小学421所,入学儿童70852人;为了解决师资不足,1929年又筹建了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即今师专前身),到1937年6月先后有4届毕业生共11个班约440人。同时开办了音乐美术传习所和教育学、图书馆学班;转年又创办了第一职业补习学校,并在全市各处设立民众补习学校70余处;与此同时,在河北辰纬路修建了市立公共体育场,是为租界范围以外,天津设立公共体育场之始。但是这种相对稳定并没持续很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天津的侵略步伐,一再制造事端,天津的广大师生开始投身于抗日斗争中去,天津教育界也就被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躁动不安气氛所笼罩。

  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相继内迁,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校也迁往西安、兰州,天津的教育系统失去了完整性。特别是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后,日伪政权对天津实行法西斯式的残酷镇压和统治,强行开展“治安强化运动”,在学校派驻日本教官,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天津的教育事业和学校师生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孤立地看,天津在八年沦陷期间,中小学统计在学人数略有增长,但这是有缘由的。日伪政权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以支撑战局,把天津当作一个重要的经济基地和转输港口,日资大量侵入,同时日伪在广大农村推行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造成了广大农民的破产,人口大量涌入,天津从1937年的约108万人,到1943年就升至177万,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中小学人数的自然增长,但是在这种畸形“增长”的背后,是深深打着血腥殖民烙印的。

  还有不该忘记的是,在沦陷的八年中,天津教育界的广大爱国师生,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不屈的反抗和斗争。其中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国民族抗日先锋队”(“民先”)、“中国青年抗日先锋队”(“青抗先”)、“天津青年救国会”(“青救会”)、“天津革命联盟”(“民联”)等许多地下抗日组织最为活跃,这些组织基本上由革命师生所组成。当时河北省立天津中学(今三中)、究真中学(今三十中学)等,都是著名的地下抗日活动基地。此外,被朱德总司令誉为“渤海毓雄,民族之杰”的杨十三,牺牲于蓟县的洪麟阁,以及被日本特务暗杀的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都是至今天津教育界引以为荣的抗日英烈和楷模。

  也就是在这八年抗战中,在今天津区划内的山区和平原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也陆续兴办了一些随军或地方的中、小学校。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这些学校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宗旨和思想,以及理论联系实际、艰苦奋斗的学风和作风,都已昭示着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教育的曙光,已照耀在地平线上。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天津的教育界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复苏和企盼,但这种复苏和企盼,转眼间即在1946年被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内战所打破,所以在此期间天津的教育事业又一次陷入低谷。从1945年至1948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天津市区人口已膨胀近200万,据国民党市教育局自己统计,1946年市区学龄儿童20万人中,失学儿童占到一半左右,到1948年上半年又扩大到66.8%;加以其间的物价飞涨几近天文数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广大中、小学教员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共地下学委的领导下,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反内战,反饥饿”的呼声响彻全市;历史在召唤着一个新的纪元的到来。

  (二)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天津的教育事业,也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天津解放后,为了消除国民党政府统治对教育的影响,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本着“维持现状,迅速复课,稳步改造”的精神,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了接管和改造旧教育的工作。首先接管了国民党的市教育局,接着接管各中等学校和各小学。4月初各类学校接管工作顺利完成,共接管中等学校58所,其中市立中等学校8所(含职业性质的学校4所,师范学校1所),私立学校50所(后调整为45所);市立小学102所;私立小学203所。接管后对旧有的学校进行了整顿、改造。明确规定:学校原有的教职员工除个别反动分子外,一律照常供职,并采取多种措施保证教职工的生活待遇。对私立中小学采取“加强领导和管理,积极扶植,重点整顿”的方针。市教育局对旧有学校整顿、改造的措施是:一、调整、充实领导班子。在对学校原有领导人员进行调整的同时,选派一批中共党员干部到校任领导职务,在政治上确立党的领导。二、改革学校管理体制,建立民主管理的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制度。三、开展教职工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学习运动,学习马列主义基本观点和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四、废除反动的训育制度,实行教导合一的制度。把各科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教育学生。五、组织师生参加革命实践活动,向师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提高其思想觉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六、学校向工农开门,采取减免学杂费、增加免费生名额、设人民助学金、补助贫苦学生发给学习用品以及扩大招生、开办小学特班招收超龄生等措施,千方百计吸收劳动人民子女入学,1949年即多招收小学一年级新生11000多人。七、改革课程、教材,取消公民、军训、童子军等课程,增设政治课。八、建立新学制。

  1951~1952年,根据中共中央、政务院的指示,有计划地接管外资津贴的学校,收回教育主权。1952年,按照中央部署,将所有的私立学校改为公立。

  1952年开始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组织全体教师学习教育理论,批判旧教育思想。为提高干部、教师的政治与业务水平,先后成立了教师业余学院、马列主义业余学院、教育行政学院。组织教师全面、系统地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开展教育理论的学习与研究。通过学习,干部、教师的教育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均有很大提高。学校开始建立新的教学秩序,加强了教育教学工作的管理,注意以教学为主,改革课堂教学结构、教学方法和记分方法,加强了教学计划性,建立了各种教学制度。校内管理体制实行校长负责制。但是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脱离中国实际、照抄照搬的偏差。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1953年,教师实际工资比解放初提高了25%,1956年又比1955年提高了18%。教职员工普遍享受了公费医疗、困难补助和其他福利待遇,生活有了保障,积极性空前提高。

  从1953年起,认真执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提出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工作方针,从1953年至1957年期间,重点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治理多头向学校布置工作,随便抽调教师、学生参加各种活动,学校干部兼职多、会议多、社会活动多等现象。市人民政府及市教育局分别下发文件,明确规定:除教育行政部门外,任何单位、团体不得直接向学校布置工作,抽调干部、教师和学生参加校外活动。精减干部、教师兼职,控制会议和社会活动,“三多”现象得到解决。二是认真贯彻1955年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发出的《关于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联合指示》。《指示》强调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要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三是加强教学工作的领导和教研、科研工作,市、区分别成立了中小学教育教学研究室(组)、幼儿教育研究室(组)。教学研究室(组)的任务是面向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的教育教学管理和教学研究,收集、总结、推广先进的教学经验,编写地方性教材等。教研机构的成立,对推动天津市的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市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1949年教育经费支出即占到财政总支出的20%。1956年教育部提出了“加速发展,提高质量,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教育事业发展方针。市政府和教育局为贯彻这一方针,采取了多种措施,促进了普教事业的发展。到1956年,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高小毕业生升入初中的达到85%。工农子女比例,中学达49.9%,小学达53.5%。到1957年小学由658所调整为449所,在校学生由16.05万人增加到42.27万人,教职工由5760人增加到近1.34人。普通中学由45所发展到90所,在校学生由2.27万人增加到13.43万人。教职工由1750人增加到9325人。

  为了尽快培养工农干部,1950年开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和干部业余文化学校,到1956年,全市有工农速成中学1所,工人业余中学19所,厂办业余中学6所,机关干部学校19所。到1957年,全市业余中学学员达49200人(初中44000人,高中5200人)。

  1957年,依照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天津市各中小学在重视智育的同时,加强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体育,积极探索正确地处理德、智、体三者关系。

  同年,天津市中小学和全国一样开展了“整风”、“反右”斗争,1958年“向党交心”、“教育革命”、“大跃进”,1959年又“反右倾”、“拔白旗插红旗”,批判“白专道路”等,这一系列“左”的政治运动,对学校部分干部、教师进行了批判,尤其是一些有经验、有名望的老教师受挫折更大,身心受到的损害更重。这种对知识分子不公正的待遇,打击了广大干部、教师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天津市普教系统“大跃进”是从1957年3月14日天津市委召开的文教系统跃进大会开始的,并制定了大跃进的计划,要求认真执行。到6月,掀起了高潮。广大教师、干部积极投入运动,认真地探索、寻求适合中国特点的教育制度,都希望把教育改革好,但是由于“左”的错误,把学校教育为政治服务强调为为政治运动服务,要求学校以政治运动为中心,以社会活动为主要内容,因此,出现了社会上有什么活动,学生就参加什么活动,如打麻雀、大炼钢铁、农村夏收秋收劳动等等。由于学生参加活动和劳动过多,挤掉了授课时间,破坏了以教学为中心的基本秩序。当时中学生参加劳动的时间由每年的15天增至35天,加之每周还要劳动1天,全年多达71天。在教育事业发展上也大刮浮夸风,提出“大办学校”。为了显示“大跃进”,提出不切合实际的发展指标,据1958年5月15日天津日报报道:东、西、南3个郊区农业社半个月办起了54所农业中学,南郊区东泥沽一个乡3天办起了5所农业中学。市教育局并根据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市当时已改为河北省省会)《关于全党全民大办教育的决定》,提出1958年普及小学、1959年普及初中、5年普及高中等不切合实际的发展指标。根据1958年年底统计,幼儿园在园幼儿较1957年增长了7倍;小学在校生增长了10.7%;高中学生较1957年增长34.1%。这种盲目的大发展,远远超出了国民经济的负担能力。在教学方面,忽视了系统科学知识,打乱了教学正常秩序,使教学质量不断下降,直到1961年贯彻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这种局面才得以扭转。

  针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存在的问题,市教育局根据中央和天津市委指示精神,从1960年下半年起,着手进行全面整顿,组织中小学部分领导干部及有关教育行政领导,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制订了《天津市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条例》共8章55条(简称“55条”),对全日制中小学的性质、任务、教学工作、政治思想教育、生产劳动、体育卫生、领导体制和领导方法等都作了具体规定,明确提出“全日制中小学必须以教学为主”,“教师的基本任务是教学”,“课堂教学是教学的主要形式”,“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并且明确规定全年必须保证有9个月的时间用于教学。教师的非教学活动,每周不得超过4小时。这个条例的实施,对克服“大跃进”带来的影响起了重要的作用。1961年6月中共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7月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确定了“缩短战线,压缩规模,合理布局,放慢速度,集中力量提高质量”的方针。1963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天津市贯彻中央的方针,明确提出“控制高中,适当发展初中,继续普及小学”,到1965年,全市普通中学调整为345所,学生27.80万人,教师1.31万人;小学3070所,学生113.18万人,教师3.17万人;幼儿园344所,入园幼儿3.86万人,保教人员5870人。整顿将中小学教育纳入正轨,教育质量逐步回升,天津市的普教事业呈现出一个新局面。但是好景不常,这个经过调整所取得的健康发展好势头,因“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而中断。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出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及天津的普通教育走向正轨的大好形势时,爆发了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加之这场运动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教育系统更是重灾区,广大干部和教师无情地被批斗,有的被打成“反革命”、“黑帮”、“特务”,有的干部、教师被迫害致残致死。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风暴摧残下,校舍、教学设备被破坏,学校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被“夺权”,党组织陷于瘫痪。“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使人痛心的是不仅毁了学校的设备,更毁了一代人。

  1967年3月7日,毛泽东主席对《天津市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行全面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进行指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中学校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天津市贯彻这一指示,开始“复课闹革命”,形势稍有好转。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后,天津市普教系统从教育行政部门到中小学、幼儿园都先后分别进驻了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派“工人教师”进校任教,进行所谓“掺砂子”。农村成立以贫下中农为主、师生代表参加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简称贫管会)管理学校,废除校长负责制,学校一切重大工作均由贫管会决定。并把农村中小学分别下放到社队管理。城市小学一度下放到街办事处管理。并停办了市立师范学校和幼儿师范学校以及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学校。更有甚者,在全盘否定建国后前17年成就的同时,教学上反对学生学习基础知识,否定课堂教学制度,以开门办学替代课堂教学。在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上,随意删、减、改、并,大搞实用主义。在教育结构上盲目发展高中,造成中等教育结构单一,致使教学质量再一次严重下降。

  1971年,中央批转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后,大批“智育第一”、“师道尊严”,又给天津市广大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教师脖子上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

  在林彪反党篡权失败之后,1972年周恩来总理曾一度提出若干整顿措施,包括为党政干部、技术人员落实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等,纠正了一些“左”的错误做法。在这种大气候下,天津普通教育事业的形势略有好转。但不久“四人帮”又掀起了“批林批孔”、“反回潮”的歪风。1974年初,他们制造并利用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进一步煽动“反复辟”的歪风。“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也制造了一个“利民道中学事件”(说该校政教处干部打学生“是资本主义复辟”、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等)。利民道中学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受到处理,学校党支部书记被停职检查,大部分教师被点名批判。全市中小学也都就此事件开展“反回潮”、“反复辟”。借大批“师道尊严”迫害教师,并且开展了学“白卷英雄”,学“朝农经验”的运动,使中小学教学秩序更加混乱。

  (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推翻了“两个估计”,肯定了17年的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明确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天津普通教育才从危难中解放出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普教工作逐步进入健康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清理了“左”的错误影响。清理、复查、平反了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冤假错案,落实了干部政策。中小学恢复了以教学为中心的秩序,恢复了招生考试、升留级制度,加强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教育质量逐步提高。

  1979年在“调整、整顿、改革、提高”方针指导下,从下半年起,着手解决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问题,开始进行中等教育结构调整的试点工作,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压缩部分普通高中,逐步将一批普通中学改为职业高中,同时恢复了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招生,到1985年,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与普通中学招生数达到0.8∶1,一方面培养了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中等专业技术人才,一方面也初步改变了普通高中毕业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竞争考大学的局面。在调整中等教育结构的同时,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加快了职业技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步伐。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走出了校企结合、产教结合、产销结合、以职养职的路子,建立起教学、实习、经营、科研一体化的办学体制。到1998年,职业高中(职业中专)发展到138所(其中职业中专64所),在校生达7.25万人。中专、技校和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数占高中阶段在校学生数的68%。20年共培养出中等实用型技术人才13.44万人。

  根据教育部办好一批重点中学通知精神,天津市1978年确定南开中学等25所学校为市重点中小学。

  1984年,全市18个区县高标准地完成了普及初等教育的任务。初等教育的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均达到并超过教育部规定的标准要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头几年里,天津市的初中教育经过整顿有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就其质量而言,仍然是基础教育中最薄弱的环节。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达不到合格要求。为改变这种状况,天津市从治理薄弱校入手,全面加强初中建设。市教育局从1985年起,采取充实学校领导班子,调整充实教师队伍,改进教学工作和招生办法,改善“生源”,增加教育投入,充实教学设备,改善办学条件,以及整顿校风等综合治理措施,使薄弱学校面貌大有改观,初中教育质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市区初中毕业合格率从1985年的77.69%提高到1988年的90.91%。1987年12月国家教委在天津召开了加强初中建设的经验交流会。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天津市委、市政府于12月召开全市教育工作会议,依照体制改革的精神,进行系统全面的改革。市区(县)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把基础教育纳入各级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列入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和议事日程。实行这一新体制,克服了过去市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从而调动了区县、乡镇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办好教育、管好教育的积极性。

  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方面,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目标责任制、岗位聘任制和结构工资制“四制一体化”。在教师队伍管理方面,进行了职称改革,1987年开始实行教师职务评聘制。天津市有计划地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始于1984年,改革的重点:一是“五·四”分段学制实验,由实验中学、平山道小学承担了这项任务。二是课程设置改革,在小学低年级增设自然课、说话课、英语口语课、趣味数学课等;中、高年级分别增设手工劳动课和阅读指导课;中学设劳动技术课、电子计算机课及其他选修课等;三是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改革着眼于打好基础,开发智力、培养能力和创新精神。从1993学年度开始,小学和初中又开始实施全国统一的九年义务教育课程计划。1997年开始与山西、江西一起进行高中新课程计划的实验。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天津市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条例》,按照“统筹规

  划,突出重点,保证质量,分步实施,滚动推进,不断提高”的工作方针,大力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到1994年,按照《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划,提前6年与京、沪同步率先基本实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并通过了国家验收。至此,适龄儿童、少年的入学率,小学市区达到100%,农村除个别区县外达到了100%,初中市区也达到100%,农村达到96%以上;在校生的巩固率,小学市区和农村均达到99%以上,初中市区达到98%以上,农村达到97%以上;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市区和农村分别达到90%和75%以上;15周岁人口中初等教育完成率,市区和农村均在98%以上;17周岁人口中初级中学教育完成率,市区在95%以上,农村在90%以上。教师学历合格率,小学、初中分别为95%和83.2%。在教学设备上,小学和初中分别达到“一无两有八配套”和“一无两有十配套”的标准。实施义务教育第一步战略目标在全市完成后,天津市委、市政府又及时提出第二个战略目标,制定了“普九”新标准,并从1995年开始逐校、逐乡镇按新标准进行验收。

  1995年,普教系统把整顿校风作为搞好学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作来抓。各校结合爱校教育,绿化、美化、净化校园,当年就有819所中小学成为花园式学校。基本上消灭了脏、乱、差的学校。

  1989年开始,大力加强德育工作。在领导体制上建立了以主管教育的副市长为主任,由10个委、局参加组成的“天津市中小学德育协调委员会”,各区县也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组织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做到齐抓共管。在教育内容上,把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思想品德、行为规范养成等教育贯彻始终,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全面提高素质。

  随着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发展,天津市普通教育的改革进一步向深层次发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颁布后,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把贯彻落实《纲要》作为战略任务来抓,把改革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列为重要工作,先后两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三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制定《关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和执法监督,逐步做到依法治教。在办学体制改革上,天津市本着“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指导思想,发展民办教育。为了加强领导,市教育局成立了“办学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并颁发了有关民办学校管理方面的文件10余件,使民办学校稳步、健康发展。从1993年以来共批准建立民办学校近200所,在校生达7.37万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人数的5.6%,民办中小学已成为义务教育的有益补充。民办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建立也为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逐步形成了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局面。为进一步规范民办学校,市教育局制定了《关于规范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意见》和《社会力量办学基本标准》,使民办学校的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天津市的特殊教育依照《天津市特殊教育发展规划》,坚持盲、聋哑、弱智三类教育并重;建校、建班、随班就读三条渠道并存;教育、医疗康复、就业安置三项内容并举的原则,使特殊教育事业扎实迅速发展。到1997年,聋哑学校由1949年初的1所私人办学发展到7所,在校生由1949年不到40人发展到607人;盲人学校1所,在校生138人;弱智教育学校从无到有,自1982年试办起到1997年已发展到14所(另有1个小学附设班),在校生发展到1023人。特殊教育的发展辐射到全市18个区县。天津市已提前完成国家教委对天津市“八五”期间三类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到80%的指标要求。特殊教育的发展在天津城区已形成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相结合以及教育与康复、就业安置“一条龙”的办学特色。

  总之,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天津市的普通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教育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1998年,全市共有幼儿园274所,在园幼儿139823人;小学2841所,在校生826732人;中学731所,在学学生523111人;职业学校139所,在校生75643人。

  为了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并为培养各级各类专门人才打好基础,迎接21世纪的挑战,天津市积极实施素质教育。为此实施了“六优工程”:一是优化教育思想。采取的措施是:组织全系统13万干部、教师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有关领导的指示精神,进行素质教育大讨论,在实施素质教育的重大战略意义上取得共识,把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统一到素质教育上来。二是优化招生制度。小学升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合在一起进行,平时成绩占毕业成绩的40%。三是优化教学过程。为改变应试教育带给学生的过重课业负担,本着边研究、边实践、边改革、边建设“四边”的原则搞好课程、教材建设,推动“目标教学”,优化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与此同时,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教学科研活动。学科德育和“三法”(教法、学法、考法)改革成果以及以教学手段现代化为目标的“多媒体教学”和计算机辅助教学等,已在各类学校教学中普遍应用,以形象、高效的特点为素质教育注入活力。把科研成果带进课堂。四是优化教育环境,加快学校布局调整,使中小学尽快达到标准化要求,从根本上改善实施素质教育的办学条件。到1997年共筹资4.5亿元用于普教系统各级各类办学条件的改善。中学教学设备,城区已基本达到国家一类标准;农村达到国家二类标准。小学装备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一批中小学教学设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有些学校达到国际水平。义务教育规范乡镇达88个,占乡镇总数的39.5%。农村小学和初中布局调整任务已基本完成,市区布局调整结合危陋平房改造正在加紧进行。五是优化评价体系。市教育局制定并经市政府同意,下发了《区县实施素质教育的督导评估方案》,以及各级各类教学的评估方案和“三A”校评估方案,建立和完善区县和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保障机制。同时深化学生评价改革,做法是在小学中低年级(一)取消留级制度;(二)杜绝排挤后进生的做法;(三)推行“学生素质水平发展报告书”;(四)取消百分制改行等级制;(五)操行评定取消等级,改革评语。在实施校长评价办法的基础上,结合全员聘任制的试点,制定了教师评价办法。至此,学校、校长、教师、学生各个层面的评价体系已初步形成,素质教育的保障机制得到完善。六是优化教师队伍。连续4年坚持“外树形象、内强素质、个体规范、集体创建”的思路,在全系统内开展了以“敬业、爱生、奉献”为主题,以创文明年级组、学科组为起点的师德建设活动。使教师真正成为学生做人的表率。依法坚持中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全面提高教师的素质。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天津市在学习贯彻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过程中逐步加深对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的认识。市委、市政府根据天津市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科教兴市”的战略方针。在这一方针推动下,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各级各类教育正在蓬勃发展,天津市形成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普通教育办学体系。经过多方面努力,学校的布局在逐步完善;中等教育结构已趋于合理;总体规模稳步扩大;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结合”的格局已基本形成;现代化教学手段在各类学校中普遍应用;办学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天津市的普通教育与天津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相适应,为把天津市建设成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和现代化港口城市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由于历史等种种原因,在普通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尚存在着不足和困难,表现在办学思想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有些观念如教育观、人才观、质量观等还没有完全脱离“应试教育”的羁绊;干部、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业务水平、思想修养和师德风范等还需要继续加强和提高;素质教育的运行机制需待健全。上述这些问题,有待深化改革,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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