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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志
 序
 凡例
 综述
 大事记略
第一篇 财政体制机构
 第一章 财政体制
  第一节 市财政体制
  第二节 区、县财政体制
  第三节 乡(镇)财政体制
 第二章 机构设置
  第一节 财政机构
  第二节 税务机构
第二篇 财政收入
 第一章 企业收入
  第一节 官营企业收入
  第二节 国营企业收入
 第二章 农业税收
  第一节 赋 役
  第二节 地丁钱粮
  第三节 田 赋
  第四节 农业税
 第三章 工商各税
  第一节 关 税
  第二节 盐 税
  第三节 厘 金
  第四节 烟酒税
  第五节 统 税
  第六节 矿产税
  第七节 货物税
  第八节 棉纱统销税
  第九节 商品流通税
  第十节 牙 税
  第十一节 铺 捐
  第十二节 当 税
  第十三节 营业牌照税
  第十四节 营业税
  第十五节 工商业税
  第十六节 工商统一税
  第十七节 工商税
  第十八节 增值税
  第十九节 产品税
  第二十节 资源税
  第二十一节 所得税
  第二十二节 奖金税
  第二十三节 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
  第二十四节 建筑税
  第二十五节 烧油特别税
  第二十六节 特别消费税
 第四章 地方各税
  第一节 契 税
  第二节 屠宰税
  第三节 印花税
  第四节 城市房地产税
  第五节 车船使用牌照税
  第六节 交易税
  第七节 文化娱乐税
  第八节 利息所得税
  第九节 城市维护建设税
  第十节 码头捐
  第十一节 零星税费
 第五章 特定基金收入
  第一节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第二节 国家预算调节基金
  第三节 地方专项收入
 第六章 其他收入
  第一节 公产收入
  第二节 规费收入
  第三节 罚没收入
第三篇 财政支出
 第一章 上解支出
  第一节 解款与协款
  第二节 上解款项
 第二章 经济建设费
  第一节 实业费 建设费 官营业费
  第二节 基本建设支出
  第三节 企业挖潜改造支出
  第四节 企业科学技术费用
  第五节 流动资金
  第六节 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
  第七节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
  第八节 简易建筑费
  第九节 地质勘探费
  第十节 工交商业部门事业费
  第十一节 城市维护费
  第十二节 城镇青年就业经费
 第三章 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
  第一节 教育事业费
  第二节 文化事业费
  第三节 卫生事业费
  第四节 科学事业费
  第五节 体育事业费
  第六节 文物事业费
  第七节 广播电视事业费
  第八节 计划生育事业费
  第九节 地震事业费
  第十节 党政群干部训练事业费
 第四章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
  第一节 赈恤救济费
  第二节 救济抚恤费
  第三节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
 第五章 行政管理费
  第一节 行政费
  第二节 公安费
  第三节 司法检察费
 第六章 其他支出
  第一节 协助费
  第二节 国防战备费
  第三节 其他部门事业费
  第四节 价格补贴
  第五节 非经常性事业费
 第四篇 财政管理
 第一章 预决算管理
  第一节 预算管理
  第二节 决算管理
 第二章 金库管理
  第一节 公 库
  第二节 金 库
 第三章 税收稽征管理
  第一节 税源控制
  第二节 专管制度
  第三节 培植税源
  第四节 涉外税收管理
 第四章 会计管理
  第一节 预算会计
  第二节 企业会计
 第五章 企业财务管理
  第一节 固定资产管理
  第二节 流动资金管理
  第三节 成本管理
  第四节 利润分配
  第五节 扭亏增盈
 第六章 基本建设财务管理
  第一节 基本建设资金管理
  第二节 建筑施工企业财务管理
 第七章 行政事业财务管理
  第一节 全额预算管理
  第二节 差额预算管理
 第八章 财政信贷管理
  第一节 小型技措贷款管理
  第二节 财政周转金管理
 第九章 财政监督
  第一节 财政监察
  第二节 税务监察
  第三节 利润监缴
  第四节 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
附 录
 一、预算外资金
 二、代中央发行公债
 总纂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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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财政体制

  明代财政实行中央集权制。从中央至府、州、县地方上都设有赋税管理机构,但不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各府、州、县征收的赋税和粮食,除根据中央指定,存留部分供应地方需用外,其余全部起运上解,统由中央管理调配。明代天津设卫,后改设三卫,是属于军事建制,没有地方财政可言。

  清代承袭明制,继续实行中央集权制,财政由中央统收统支,一切课税归中央,地方没有财权。岁入既不划分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岁出也不分中央政费和地方政费。各地方只负责具体组织征收,并按中央规定上解、转拨和存留,定期将有关财政收支数字汇总报户部。雍正三年(1725),天津由卫改州后成为行政建置,仍无相应的一级财权。天津的财政收入包括地方征收的捐税均列为中央财政收入;地方所需的经费支出包括军事费和行政费,均列为中央财政支出。每年预先核定收支项目和数额,地方财政支出在中央指定的收入中拨留支用,其余全部上解中央。

  民国初期,旧章既废,新制又未建立,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贫乏,支出激增。北京政府于1913年颁布《国家税及地方税法草案》和《国家费、地方费标准案》,明确划分国家与地方财政,实行分税制。属于国家税有:田赋、盐税、关税、常关税、统捐、厘金、矿税、契税、牙税、当税、牙捐、当捐、烟税、酒税、茶税、糖税、渔业税共17种。属于地方税有:田赋附加、商税、牲畜税、粮米捐、土膏捐、油捐、船捐、杂货捐、店捐、房捐、戏捐、车捐、乐户捐、茶馆捐、饭馆捐、肉捐、鱼捐、屠捐、夫行捐及其他杂捐共20项。国家费项目有立法费等14项。地方费项目有地方立法费、教育、卫生、警察、实业、工程、公债偿还、自治职员、征收等费共10项。1914年6月,北京政府称国地两税划分执行困难,宣布取消中央与地方的税、费划分,重新执行中央集权与解款制度。1915年,开始实行“专款制度”,规定印花税、烟酒牌照税、烟酒税、验契税、牙税5项定为中央专项收入。翌年又扩大范围,将屠宰税、牲畜税、田赋附加、厘金等项也定为中共专款,归国家收入。但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地方应解的专款常被截留,拒向中央解款。是时,天津是直隶省省会,警区范围内的捐税,由天津警察厅附设工巡捐务处征收,其收入均留作军费和警饷开支。

  1928年7月23日天津市财政局成立,天津财政渐入正轨。同年,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颁布《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标准案》及《划分国家支出、地方支出标准案》,规定国家税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包括统税、关税、矿税、盐税、印花税、烟酒税、所得税、遗产税等;地方税以间接税为主,杂税杂捐为辅,包括田赋、契税、营业税、房捐、船捐等。1934年6月,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通过了《财政收支系统法》及《划分省、县财政收支原则五项》。翌年7月24日国民政府公布《财政收支系统法》,规定出中央、省(市)、县(市)三级财政收支范围、征免权限、管理办法等。明确所得税按纯收入分给省(市)10-20%、县(市)20-30%;遗产税按纯收入分给省(市)15%、县(市)25%;并规定分给省、县遗产税部分应以其中的40%充做教育经费。同时明确地方收入性质与国家收入重复时,禁止地方征收;国、地税划分后,各自整顿捐税,统一税制,不得添设附加税。天津市在整顿捐税,裁减不合理的厘金苛杂税后,地方的正税有契税、营业税、屠宰税、地租捐、不动产登记费共5项;例税有棉花牙税、皮毛牙税、鸡鸭卵牙税、猪肉牙税、牛羊肉牙税、粮食牙税、席行牙税、油脂及木炭牙税、鲜货牙税、牲畜牙税及当税共11项;捐类有山乾果品公益捐、房捐、车捐、铺捐、船捐、冰窖捐、乐户捐、码头捐、广告捐、戏院捐、晓市摊捐、华洋赛马捐、牛商公益捐共13项;费类有屠兽检验费、清洁费、卫生注册执照费、药品化验及注册执照费、运灵执照费、卫生公用纸费、建筑执照及违章建筑费、自行车牌费、护照签证费、刨路代修及取土占道费、过户注册费、电车电灯报效费、协拨教育费共13项;租金有菜市官产房租、官厕租、各租界地租3项。天津市地方支出项目有党务费、地方行政费、事业费和临时费4类。日伪时天津市财政收支系统的划分仍循旧章。国民政府接收后,于1946年召开第四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恢复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体制。重新规定了国家、地方收支分类。划给天津市的地方税有:契税、屠宰税、土地改良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筵席税、娱乐税等。定为国地共分税种及分配比例的有:营业税留市70%,协济中央30%;土地税留市60%,协济中央40%;遗产税留市20%,协济中央80%。还规定留给地方的各税及分享税的收入不敷支出时,另由中央财政酌予补助。是时,天津市的财政收支有3种管理形式:一是经常性财政收支。划给天津市的地方各项税收和国税留成部分,为常税收入,用于解决地方各项正常经费支出;二是维持建设性的财政收支。依照中央有关法令规定,征收地方建设费,用于解决地方建设支出;三是地方自卫性财政收支。1948年行政院颁布《一次性自卫特捐筹集办法》,天津市根据《办法》规定,征收的特捐收入全部用于地方军事自卫、保安旅经费、城防维修等项支出。3种财政收支分立章程,分别管理。

  新中国建立后,根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各个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财政体制进行过多次调整和改革。按照财权的划分,财力分配的集中与分散,中央对天津市在不同的时期内实行不同的财政管理体制。

  一、统收统支

  建国初期,为了改变长期遭受战争破坏和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局面,以平衡财政收支、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保证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央采取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管理的重大决策,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财政管理权限和财力分配权都集中在中央。一切财政收支项目、收支程序、税收制度、供给标准、各项定额以及行政人员编制等均由中央统一制定。是时,天津处于解放初期,经济凋敝,财源枯竭,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天津市地方财政收入只有少数地方税和零星收入。按照华北人民政府的规定,收入全部上缴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支出则按期上报,统一由其审核拨给。当时支出范围很小,仅有党政机关的经费开支及教育、社会救济等费用。

  1950年根据中央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部署,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管理1950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天津市继续执行中央“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较1949年稍有不同的是将当年的地方税和零星规费收入留给地方抵作财政支出,农业税和工商业税仍全部上缴中央。对其超计划收入,农业税留地方8成,工商业税留地方7成。

  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

  1951年财政经济形势开始好转,财政体制也相应向中央、地方分级管理的方向改进。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1951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确定国家财政收支系统采取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方针,实行中央、大行政区和省(市)三级财政。天津市属于省级。财政收入分为中央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及中央和地方比例留解收入。天津市地方财政收入有屠宰税、契税、房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使用牌照税、地方企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中央和地方比例解留收入有货物税、工商业税、印花税、交易税、存款利息所得税、烟酒专卖利润收入,分成比例均为中央60%,天津市留40%。对农业税及中央主管部直接经管在津的国营企业利润,则全部列为中央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按隶属关系和业务范围划分为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天津市的财政支出,每年由中央核定一次。地方支出首先用地方收入抵补,不足部分由比例解留收入抵补。这种财政体制一直延续到1953年底。

  1954年,国家把财政收入划分为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中央调剂收入3大类。划归天津市的固定收入有印花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契税、地方国营企业收入、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属于中央与地方固定比例分成收入有农业税、工商业税。中央调剂收入有商品流通税和货物税。财政支出仍按隶属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地方预算每年由中央核定,地方财政支出首先用地方的固定收入和固定比例分成收入抵补,不足部分,由中央划给调剂收入弥补。分成比例一年一定。同年天津市固定比例分成为40%,调剂收入分成为2%。天津市财政的年终结余留市,在下年度安排使用,不再上缴。

  中央对天津市实行此种财政体制后,从1955年至1957年间,虽然每年都有所调整和变化,但在总体原则上仍是基本相同的,即在保证国家集中主要财力进行重点建设的前提下,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

  三、以收定支、五年不变

  1957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划定了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扩大了地方管理财政的权限,在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前提下增加了地方的机动财力,从而进一步发挥了地方积累资金、增加收入、节约支出的积极性。从1958年起实行“以收定支,三年不变”后改为五年不变的财政管理体制。将地方财政收入划分为3种:一种是地方固定收入,包括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事业收入、印花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及地方其它收入;另一种是企业分成收入,包括中央划归地方管理的企业和虽属中央管理但地方参与分成的企业,分成比例为20%作为地方收入;再一种是调剂分成收入,包括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业税、工商所得税、农业税5项。地方财政支出,分为正常支出和中央专案拨款两种。地方正常支出由固定收入、企业分成收入和调剂分成收入抵补。天津市固定收入大于正常支出,留给天津市的地方分成比例为61.68%,企业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不再分给天津。由于“大跃进”影响,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放财权,财政收入受瞎指挥和浮夸风的影响,出现了虚假现象,这种办法只实行了一年。

  1958年天津市划归河北省领导,财政预决算由河北省汇总报中央,1960年起财政部决定天津市财政预决算在河北省预决算中单列,自1962年起天津市财政预决算单报中央,不再由河北省汇总。

  四、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

  1959年,天津市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改进财政管理体制和改进银行信贷管理体制的几项规定》,实行“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管理体制。财政收入中除少数仍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企业收入和不便于按地区划分的收入,如铁道、邮电、外贸、海关等收入以外,凡在天津市实现的财政收入,包括除关税以外的各项税收(工商统一税、工商业所得税、农业税、盐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和企业收入(含中央下放企业收入)全部划作地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除中央各部门直接办理的少部分经济建设支出、中央级行政和文教支出、国防支出、援外和债务支出以外,其余的包括基本建设投资和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在内,全部划作地方财政支出,不再区分正常支出和中央专案拨款。根据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其它有关指标计算,天津市的情况是收大于支,多余部分上解中央。上解的比例,按市应上解部分占收入总额的比例计算确定,超额完成的收入,也按上解比例实行分成,天津市的财政收支指标,分成比例和补助数额,由中央每年核定一次。1959年中央核定天津市收入预算总额分成比例为29.6%,上解中央财政70.4%。

  1961年,为纠正“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解决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实行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强调财政管理的集中统一。是年,中央批准财政部党组《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强调各级预算都要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不打赤字预算;对预算外资金采取“纳、减、管”的办法,对商业饮食服务收入、综合利用、多种经营收入及用预算外资金兴办企业的收入都纳入国家预算;当年超收和支出结余等多余的财力不得用于提高工资、增加人员编制等原则,以保证国家预算的顺利执行。此后相继采取一些严格控制财政管理、增加收入、节约支出的措施。这一年,中央在对天津市继续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办法的同时,还根据中央《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陆续将下放地方的中央重点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收入收回中央管理,作为中央财政的固定收入,将基本建设拨款改由中央专案拨款。同年天津市参与总额分成的预算收入上解中央77.77%,地方分成22.23%。此后各年份均有所调整。天津市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财政体制,一直延续到1970年。

  五、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

  1970年,中央提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抓战备,要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1971年中央再次把大部分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单位下放地方管理,地方财政收支范围相应扩大。3月,财政部颁发《关于实行财政收支包干的通知》,决定自是年起,对天津市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体制,简称财政收支包干。天津市地方预算收支指标,由市提出建议数,经中央综合平衡,核定下达。其收入大于支出部分,按绝对数额包干上缴中央财政。实际收入超收或支出结余,全部归天津市安排使用;短收或超支则由天津市自求平衡。是年,中央核定天津市收入指标311766万元,支出指标60097万元,定额上缴中央251669万元,上缴中央的比例为80.72%,地方留成19.28%。实际收入319761万元,超收8000万元,全部留给天津市作为机动财力。1971年底,财政部颁发《关于改进财政收支包干办法的通知》,除按原定包干办法执行外,确定自1972年起,凡地方超收1亿元以下的,全部留给地方使用,超收1亿元以上的,其超过部分,中央和地方对半分成。是年中央核定天津市收入指标334297万元,实际收入307461万元,短收26836万元;中央照顾天津市的实际需要另拨给机动财力5000万元。

  六、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

  从1973年起,中央为稳定财政经济,控制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促进地方机动财力逐年增加,决定对天津市实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主要内容是天津市每年的预算收支指标由中央分别核定,收支不挂钩;天津市负责组织的收入,按固定比例2%留成,作为地方的机动财力;天津市收入超收部分,按30%留成;财政支出按中央核定的指标包干,年终如有结余,全部留市安排使用。是年,天津市固定比例留成为6819万元,超收分成为5356万元。1974年固定比例留成为7396万元,超收分成为2332万元;1975年固定比例留成为7835万元,超收分成为1867万元。

  七、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

  中央为解决当时财力分散问题,同时又给地方一定的机动财力,发挥其积极性,从1976年起,对天津市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财政管理体制。主要是取消原定固定比例留成2%,改为定额8100万元,作为天津市的机动财力;每年根据核定的收入指标总额和支出指标总额,确定天津市的分成比例为21.67%。在执行过程中,可以多收多支,少收则相应地紧缩开支,以自求平衡;超收部分按30%分成。是年,天津市受地震灾害影响,实际短收66937万元,没有超收分成。为解决天津市的财政困难,财政部另外拨给3320万元。1977年天津市分成比例定为27.47%,实际超收5344万元,经中央同意,全部留市。1978年分成比例定为27.77%,超收分成13025万元。1979年天津市分成比例为31.22%,超收分成比例改为50%,但由于收入未完成任务,没有超收分成。1980年到1984年,继续实行1976年的财政管理体制。1980年分成比例为30.63%,超收分成为13440万元;1981年和1982年分成比例分别为31.07%和34.92%,由于这两年短收,均没有超收分成。1983年分成比例为44.18%,超收分成为3540万元。1984年分成比例为40.11%,超收分成为11601万元。

  八、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

  1984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国务院决定对财政体制进行改革。从1985年起,天津市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财政收入按利改税第二步改革后的税种设置,划分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共享收入3种。划给天津市的有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共享收入2种。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包括地方国营企业的所得税、调节税和承包费、集体企业所得税、农牧业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契税、地方包干企业收入(地方经营的粮食、供销、外贸企业亏损由此弥补)、税款滞纳金、补税罚款收入、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其他收入。并将待开征的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也列为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另外确定石油部、电力部、石化总公司、有色金属总公司所属企业的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各以其30%作为天津市地方财政固定收入。中央和地方财政共享收入包括: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这3种税均不含石油部、电力部、石化总公司、有色金属总公司4个部门所属企业和铁道部以及各银行和保险公司缴纳的部分)、资源税、建筑税、个人所得税、盐税、国营企业奖金税、外资合资企业的工商统一税及所得税(不含海洋石油企业缴纳部分);财政支出分为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划归天津市的财政支出包括:地方统筹基本建设投资、地方企业的挖潜改造资金、新产品试制费、简易建筑费、支援农业支出,城市维护建设费、农林水利事业费、工交商事业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抚恤和社会救济费、行政管理费(含公安、安全、司法、检察)、民兵事业费和其他支出。对不宜实行包干的专项支出,如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费、特大抗旱和防汛补助费、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资金、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等,由中央财政专案拨款,不列入地方财政支出包干范围;按照以上划分的财政收支范围,凡地方固定收入大于支出的,定额上解中央;地方固定收入小于支出的,从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中确定分成比例留给地方,或全部留给地方,还不足抵支出的,由中央定额补助。收入的分成比例及上解或补助的数额确定后,5年不变,地方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为适应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在1985和1986两年内,又把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共享收入加在一起,同地方支出挂钩,确定分成比例,实行总额分成;地方财政收支的核算方法,收入基数以1983年决算收入数为基础,按收入划分范围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后的收入转移情况计算确定。支出基数在1983年决算支出的基础上调整确定。由于企业、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改变,相应地调整地方的分成比例和上解、补助数额,或单独进行结算。由于国家调整价格、增加职工工资和其他经济改革措施引起财政收支的变动,除国务院另有规定者外,一律不再调整地方的分成比例或上解、补助数额。根据以上办法,1985年确定天津市财政收入基数为360000万元,支出基数为142000万元,总额分成比例为39.45%,分成额为173996万元。1986年总额分成比例仍为39.45%,分成额为196302万元。新财政体制打破了长期以来的统收统支,实现了地方财政收支挂钩,自主安排收支预算,扩大了财政权限,有利于贯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权责结合”的财政管理原则。天津按总额分成比例留用的财力比上年增加,财政状况有所改善。但由于经济建设和事业发展任务繁重,财政资金供求矛盾仍很突出。1987年比例未变,分成额为201825万元,从中借给财政部23600万元。

  1988年至1990年天津市继续实行“总额分成”的财政体制,但在原基础上作了两点调整:一是中央向天津市借款23600万元进入体制,调减地方支出基数,调整总额分成比例;二是把13种税即城市个体工商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业营业税、个人收入调节税、个人所得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契税、农林特产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奖金税划作天津市固定收入,抵顶支出,增收部分全部留市。由于天津市调减地方支出基数后财力减少较多,又加上当年天津财政收入下降,减少了分成收入,为了照顾天津实际情况,中央将天津市财政收入基数调整为491747万元,支出基数调整为228662万元,总额分成比例调增为46.5%。1988年分成额为187974万元。1989年为175088万元。1990年为163904万元,上缴中央贡献款1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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